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峰回路转的苏美关系(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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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德国法西斯分子的猖狂活动和德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希望通过苏美关系的正常化来稳定欧洲局势,巩固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关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白瑞德曾经写道:在直接参加苏美建交谈判的三人(菲利普、布利特和凯利)中有两人认为,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是美国同苏联建交的主要原因之一。[78]

德国法西斯分子执政,同样也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和安全。1922年苏联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苏德保持着正常的经济、政治往来,德国还是苏联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自从法西斯分子上台后,两国关系开始不断恶化。1933年1~9月,德国多次对苏联公民进行非法搜查和逮捕。苏联政府曾屡次向德国提出抗议和警告,德国政府却置若罔闻。苏联政府还获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邀请英、法、德共同签署四国公约,承认德国在军备上与其他大国享有平等权力的消息。尽管公约最后没有被批准,但意大利绕过国联为希特勒扩军大开方便之门的做法使苏联政府认识到,在处理欧洲事务时几个大国有意孤立苏联,欧洲的局势对自己愈加不利。[79]面对日益复杂的欧洲局势,苏联外交把遏制德国扩张,维护自身的安全以及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当作一项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正是日德法西斯日益加深的侵略扩张行动才使苏美之间出现了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主张苏美关系正常化。苏联政府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变化。1932年4月25日苏联驻美非官方代表斯克维尔斯基向李维诺夫通报说:“远东局势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增强的侵略扩张行动使美国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苏日冲突的危险性。去年11月,当我刚从苏联来美国时,美国很少有人从远东局势的角度来审视苏美关系。那时候就连美国国务院也相信,日本不会入侵中国。国务院还试图把日本在远东的强硬政策和苏联的克制行为理解成苏日之间有秘密条约存在,在某些有影响力的群体中也普遍存在着亲日情绪。日军占领锦州、上海并在中国内陆省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表明,美国此前对苏日关系的判断是缺乏根据的。因此,无论是公众舆论,还是华盛顿政府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倾向于反对日本。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在争夺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中自身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削弱苏联的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苏联在稳定远东局势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主张苏美和解的观点获得了广泛支持。”[80]

在主张承认苏联的队伍中,既有广大工人群众,也有主张同苏联进行贸易的农场主和工商界人士,还有主张同苏联进行科学和文化交流的知识分子,就连美国政界人士也积极呼吁政府应当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1932年4月,众议院民主党参议员萨巴特向外交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案,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呼吁同苏联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萨巴特在决议案中说:“既然……苏联政府是一个稳固的政府,各个国家都已经承认它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既然苏联政府一再表示愿意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且因为两国没有友好关系,美国公民已经失去了有利可图的贸易往来,那么,参众两院应联合通过决议,请求美国总统指示国务卿就美俄两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问题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美国“对外政策协会”会长雷蒙德·布埃耳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阐述美国在远东的困难处境,他强调指出,“不承认苏联的政策……削弱了美国在远东的地位。”[81]

美国社会各界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在新闻媒体的评论中得到明显反映。1933年6月,俄美关系委员会曾在美国报界就承认苏联问题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1139家报纸中有718家即63%明确表示赞成承认苏联;有306家即26.9%表示反对承认。而到1933年10月,赞成承认苏联的报纸已有1000多家。[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