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峰回路转的苏美关系（第2/4页）

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人士开始认识到，美国对苏贸易歧视政策最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利益，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苏联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销售市场和重要的原料供应地。因此，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美国必须尽快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苏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不仅有利于美国实业界，也有利于苏联的经济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拖拉机、金属加工机器、挖掘机、电力设备、汽车等。美国的技术援助更是对苏联的工业化建设起到明显推进作用。1928～1929年苏联与美国共签署了132个技术援助合同。这些援助合同涉及由美国公司负责向苏联提供开采煤炭、制造汽车、拖拉机、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以及生产收音机和各种仪器设备等方面的技术。对于美国技术援助对苏联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斯大林曾做过公正评价。他认为，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尤其是福特先生帮助苏联建立了拖拉机和汽车制造工业。因此，为了加速苏联工业化建设，与美国建立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迫切任务。

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也使国际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成为日后苏美外交关系转变的前提条件和契机。

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首先是与日本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脆弱的日本受到严重冲击。面对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力图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其摆脱经济危机和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给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构成一定威胁。可是美国一开始并没有积极采取外交行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上美国和日本虽然互为竞争对手，但双方在激烈角逐的同时，又存在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经济上，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1930年美国对日贸易超过其对华贸易的3倍，占日本对外贸易的1/3。^{[68]政治上，日美都有反苏、反共的愿望和意图。此外，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忙于解决经济危机，国内又存在反对战争的浓厚孤立主义情绪。鉴于日本的侵略尚未对美国在华经济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美国首先力图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卿史汀生在会晤日本驻美大使时表示，希望日本和中国军队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使用武力。[69]}

随着日本侵略行为的加深，特别是日军攻陷锦州后，华盛顿开始意识到，中日之间已经完全不存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满洲问题的可能性。如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再不加以遏制，美国和世界和平将面临严重威胁。1932年1月7日，史汀生分别向日本和中国政府发出照会，阐述了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照会声明：美国政府现在不承认、将来也不承认能够给美国及其公民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带来损害的条约和形势，包括那些涉及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

1932年1月28日，肆无忌惮的日本军队对上海发起了进攻。日军进犯上海在西方列强中间掀起轩然大波。上海是中国南方的门户，也是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渗透的中心。英国在华投资的近80%，法国在华投资的约90%，美国在华投资的65%都集中在上海。美国政府认为，日本侵占上海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中国，把包括美国和其他大国排挤出中国，继而实现其独占东南亚和大洋洲的狂妄梦想。^{[70]事变发生后，美国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太平洋地区开展军事演习。}

日本对中国侵略，不仅对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对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和远东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开始进犯中东铁路线。鉴于东北的军事战略形势对苏联越来越不利，1931年末，苏联政府开始加强远东的军事部署，同时采取了一些外交措施。1931年12月31日，苏联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这一建议，日本政府直到1932年12月中旬也未给予官方答复，这更加剧了莫斯科方面的不安。1932年初，日本未经中东铁路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占领火车站来运送日本军队，随后又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利用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的要求。迫于日本的压力，苏联不得不在1932年2月末同意日本为了商业目的使用这条铁路。从1932年4月起，日本及其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在中东铁路制造事端，占领车站、抢夺贵重财物、逮捕并杀害苏联公民，此类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日本的一些人士还多次发表演说，公然提出进攻苏联和夺取远东领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