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第2/4页）

1921年8月20日，苏俄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里加签订了救济饥民的条约。条约签订后不久，美国救济总署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就已运抵俄罗斯。为了救济灾民，在整个饥荒期间美国救济总署共募集资金6600万美元。截止到1922年7月1日，即在饥荒最严重的日子里，美国救济总署共向俄国运送了788878吨物资，其中包括粮食、大豆、豌豆、罐装牛奶、糖、奶油、可可、药品和服装等；救助饥民总数855万人，其中包括325万名儿童和530万名成年人。^{[43]另据苏维埃政府统计，美国救济总署曾向俄国48.5%的饥民提供过粮食援助，并向俄国多家医院和保育院提供过药品援助。正是因为有了美国救济总署的粮食和药品援助，才使千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俄国饥民摆脱了疾病困扰和死神威胁。}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和对立，苏维埃政府对外国救援机构在俄活动始终怀有高度的戒备心理，担心这些机构在俄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1921年12月斯大林对外国救济组织的谍报活动发出警告：“不要忘记，充斥俄国的商业和其他代表团在与俄国做买卖、救济俄国的同时，也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谍报机关。”^{[44]1922年5月俄共（布）乌法省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在声明中也指出：“美国救济总署为白卫分子破坏苏维埃政权、从事反革命活动提供了场所。”[45]正是因为相互间缺乏必要的信任，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合作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摩擦。}

按照里加条约，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俄方雇员。这一点常常引起苏维埃政府的不安，担心因此会失去对美国救济总署在俄活动的有效监督。美国救济总署通常喜欢吸收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俄国知识分子来为其工作，但是这样的人数量有限。十月革命后大批的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和医生离开了俄国，剩下的很多人遭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排挤和镇压。由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充满恐惧、害怕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和与外国资本有瓜葛等原因，很多俄国人拒绝为美国救济总署工作。^{[46]但是，救济总署的地方机构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在这些地方机构中的很多俄国人是贵族和小市民出身。由于这一点和其他原因，苏维埃权力机关指责美国救济总署在吸收俄方雇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知识和经验，结果让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更富有阶层的人获得了这份工作。}

苏维埃地方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时候还干预救济总署的工作。1922年11月4日，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总负责人哈斯克里向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兰杰尔^{[47]反映：救济总署决定在喀山设立露天食堂，但当地的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却拒绝提供开办食堂的资金。而根据里加条约的规定，美国救济总署有权决定食品供应的地点，苏维埃政府必须负担这些食品供应点的费用。于是，哈斯克里向兰杰尔表示，如果苏维埃方面不能为成立露天食堂提供资金的话，美国救济总署将停止在当地发放救灾食品。[48]通常，类似这样的事件因美国救济总署以停止当地的救援工作相威胁都会很快得到解决。}

当然，苏维埃权力机关无法对在外国机构中工作的俄方人员完全不受它们的约束无动于衷。1922年夏，兰杰尔要求美国救济总署承认苏维埃工会对其俄方雇员的监督权，理由是：75%～80%的俄方雇员都是各工会的成员。这就意味着，美国救济总署应当承认当地的工会委员会有权代表这些劳动者的利益。此外，兰杰尔还要求美国救济总署在招收和解雇俄方工作人员时应向他个人通报。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西罗尔·克文则认为这些要求与里加条约不符，予以拒绝。^[49]

逮捕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是苏维埃政府反对该机构在俄国享有特权的明显表现。1922年春，在萨马拉的8名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被苏维埃方面逮捕。当美国救济总署就逮捕俄方雇员的原因提出质询时，苏维埃方面表示，这些人是社会革命党成员。考虑到美国救济总署对此事的不满，苏维埃政府只好做出让步：签署逮捕救济总署俄方雇员命令的、苏维埃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萨马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萨夫金被解除职务。^[50]

1922年2月，苏维埃方面逮捕了察里津省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人员阿尔扎马斯采夫，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理由是其在1919年曾支持过察里津的白卫分子。美国救济总署在察里津地区的负责人博乌坚向当地权力机关表示，逮捕阿尔扎马斯采夫违反了里加条约的规定，在其未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前，美国救济总署将终止对察里津的救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