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住房公社：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初显（第3/3页）

莫斯科在1919年开始成立工人住房公社。大花园街10号楼是第一个住房公社，将日常生活最大限度的社会化、把女主人完全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住房公社创建者的座右铭。^{[37]1919年，莫斯科共有102个工人住房公社。[38]到1921年4月共有471个住房公社，居住人数超过9.9万人，其中工人及其家属大约有6.5万人。[39]到1923年3月共有1075个住房公社，居住着10万以上的工人，几乎占莫斯科城市居民的6.6%（当时莫斯科的人口接近150万）。[40]}

彼得格勒的住房公社是在1918～1919年出现的。^{[41]1921年成立了第一批青年住房公社。[42]大学生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被迫居住在高等学院的宿舍里，联合组建一些规模不大的住房公社。其中，最著名的是梅特尼亚住房公社，几代大学生都在这里居住过。1921年来到彼得格勒的工农速成中学的女学生А.И.罗斯基科娃回忆道：我住在梅特尼亚宿舍四层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张床、两把椅子、两个凳子，中央是砖砌的小铁炉子。[43]还有一位工农速成中学的女学生回忆1923年时梅特尼亚的宿舍生活：在疲劳的一天结束后，我回到了梅特尼亚一个条件很不好的房间里，开始我用被盖住头，睡得很香甜。醒来的时候，我看见被上有几只硕大的老鼠。[44]女作家В.К.克特林斯卡娅回忆了1920年代校外学院的宿舍生活，宿舍位于利泰尼大街一栋房子的顶层。她写道：我们房间唯一的一扇低低的小窗户朝着厢房的屋顶。天花板歪歪斜斜，小铁炉子的烟囱伸到烟道里，整个房间就靠这个小铁炉子取暖。一周洗一次澡，要在厨房烧水，然后用盆端到自己的房间里从头到脚洗一遍。[45]1930年3月中旬，列宁格勒共有110个日常生活公社和集体组织，共计1万人。[46]}

从列举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住房公社的人数比例并不是很大。由于种种原因，住房公社并没有如执政党所愿，成为苏联居民主流的居住形式。其实，1920～1930年代苏联居民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后文将重点介绍。1928～1929年，伴随着苏联政治、经济上的转折，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大转变，住房政策随之发生变化。1931年，苏联政府颁布了统一的住房设计标准，公用事业管理总局规定，1931年重点建设带有独户住宅的住房。住房形式发生了改变。^{[47]普通群众的住房公社生活，到此开始结束。}

综合以上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住房公社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住房公社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住房公社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是由于生计困难而躲避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除了生计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官方意识形态的目标。所以，一旦难关已过，领导干部就公然违背官方的宣传口径，迫不及待地搬出住房公社，投入舒适、宽敞的居住条件的怀抱。而1920年代的普通群众，依然居住在不断组建的住房公社里。

第二，同为住房公社，在战时艰苦的环境里，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已有着“质”的区别。前者居住在大宾馆，服务设施齐备，甚至一个人就占有几个房间。此外，还拥有大批的工作人员为其服务，过着“相对禁欲主义”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住房公社是名副其实的“诺亚方舟”；而后者基本是几人一个房间，住房简陋，家具简单，甚至没有集中供暖和公共浴室，过着“绝对禁欲主义”的生活。

综上所述，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已经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只不过在战时艰难的环境里，他们没有条件为自己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与普通群众在这方面的差距还不是非常明显。在走出集体主义的“诺亚方舟”，搬进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独户住宅后，这种差距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