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住房公社：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初显（第2/3页）

苏维埃楼是由彼得格勒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一些宾馆改建的。苏维埃楼的行政机构负责住户的营养、日常生活服务、休闲。阿斯托利亚宾馆是1号苏维埃楼，这里的日常生活安排得最好。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都居住在这里，如捷尔任斯基、布哈林、别尔津、叶努基泽、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女儿等。^{[28]1920年9月搬到阿斯托利亚的季诺维也夫，立刻在二层占有了5个房间。二层的2号居住着他的前妻З.И.莉莉娜和10岁的儿子。托洛茨基的女儿季娜伊达和布龙施泰因居住在楼上3号。[29]季诺维也夫的助手А.Е.瓦西里耶夫有3个房间，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Н.П.科马罗夫有1个房间。[30]}

欧洲宾馆是2号苏维埃楼，根据专门决议只有下列人有权居住在欧洲宾馆：①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②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会主任。③俄共（布）各省委员会委员。④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地方分局委员。⑤各省执行委员会委员。⑥各省执行委员会分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⑦各省执行委员会分委会委员。根据这个决议，苏维埃楼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军区提供42个房间，为俄共（布）各地方委员会、各地方苏维埃和出差的高级官员提供5个房间。决议有一个很有趣的附注：当有空房间时，允许党龄不晚于1918年的担任负责职务的工作人员搬进苏维埃楼。^[31]

这个决议表明，能否居住在苏维埃楼要由官位等级来决定。因此，有机会入住苏维埃楼的人并不是很多的。有一份请求允许一位医生居住在阿斯托利亚的记录：我请求将医生А.吉宾同志安排在1号苏维埃楼。吉宾同志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应该把他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为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服务。^{[32]从中可以看出，拥有杰出才能的、能“更好地为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服务”的人也有“破格”居住到苏维埃楼的机会。}

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是由彼得格勒的许多二级宾馆改建的，一些党龄不长、职位不高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居住在这里。这也是带有单独房间和公共厨房的宿舍建筑。1号苏维埃旅馆包括3栋楼，位于托洛茨基大街和弗拉基米尔胡同，可以为300名社会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提供长期服务，还可以为3000名出差人员、会议代表、运动员、游览者等提供临时服务。^{[33]据作家Л.В.尼库林和艺术家Ю.П.安年科夫回忆，旅馆里的生活是按照特殊的时间表进行的：白天整栋楼十室九空，差不多所有的住户都只是夜间才回来。一层住着性格平和的列米佐夫。三层住着文静的、总是若有所思的小姑娘，她是刑事侦查局的侦查员。五层住着一个好像有精神病的诗人瓦西里。深夜不眠的人在楼里走来走去，寻找孢子果、加酸果蔓的茶，幸运的时候能找到一点土豆。[34]1921年夏天以前，在苏维埃楼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的常住人口共计800人。[35]}

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的一年半到两年期间，彼得格勒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仍居住在阿斯托利亚（1号苏维埃楼），苏维埃楼没有特别显著的变化。彼得格勒历史学家М.Б.拉比诺维奇从女大学生薇拉那里了解了关于阿斯托利亚的事情。薇拉的哥哥是一名共产党员、大学老师，薇拉同哥哥一起居住在阿斯托利亚。在这里，薇拉与自己的邻居、一位彼得格勒军区的工作人员相识并嫁给了他，年轻夫妇立刻分到了房子。据拉比诺维奇回忆：住在阿斯托利亚里的居民有老布尔什维克和官运亨通的年轻共产党员，后者比老布尔什维克人数多。拉比诺维奇称新经济政策初年的阿斯托利亚为“载有形形色色身份相似的人的诺亚方舟”。^{[36]1922年末至1923年初，当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时，领导干部纷纷搬出“住房公社”，享受独户住宅。}

与领导干部的居住方式相同，普通群众中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住房公社的居住条件参差不齐，有由面积大、质量好的住房改建而成的，但这种好的大楼房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多数是由学生宿舍或其他住房等改建而成的。有所不同的是，领导干部在苏联经济恢复之初就纷纷搬出住房公社，普通居民则直到1931年才开始结束这种集体宿舍的生活。在整个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在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年工人中大力提倡带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等走廊体系的住房，这是当时官方宣传的最理想的住房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