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领导干部的腐败、惩治与腐败回潮（第2/5页）

该决议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宗旨：一方面，用党的经费保障和提高领导干部的物质生活，这在战争结束不久，领导干部“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是无可厚非的。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特权，对领导干部工资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体现了列宁防止领导干部特殊化的一贯思想。在决议颁布后的实践中，党政领导人的工资的确没有突破决议规定的限额。但是，在除工资以外没有严格数量规定的其他方面，领导干部开始享受特殊待遇，与群众生活的差距开始加大。以住房为例，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物质条件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苏维埃政权组建“住房公社”解决住房问题。在普通群众方面，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住房公社大多数由学生集体宿舍或其他住房等改建而成，配套设施非常一般。而最常见的领导干部的住房公社，则是由收归市有的大宾馆改建为“苏维埃楼”，各种公用设施要齐备、优越得多。1922年末至1923年初，当国内战争的危机彻底消除的时候，领导干部纷纷搬出住房公社，搬进独户住宅。而普通群众还住在住房公社里，不少住户全家人共同占有一个房间，2～3代人生活在用床单或窗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筒子楼里卫生设备短缺而简陋。而领导干部则是一个家庭居住在一套住宅里，不仅采暖、卫生、运输等各种设施完备，而且住房面积比老百姓大得多。1918年，列宁曾在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命令中要求：允许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超过一个房间。而莫洛托夫家甚至占有整整一层楼。^[79]

由于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在物质待遇上享有的种种好处开始显露出来，使群众对党的看法有所变化。1924年12月8日《真理报》文章中的某农村党员说，现在许多人“把党看成带馅的大包子”。^{[80]“带馅的大包子”是用来满足人们食欲的美味。由于有些人认为党可以满足个人私欲，于是为觅私利而入党——在党内出现了追求名利的投机分子。在1920年9月底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了这种现象：“必须特别重视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在重新登记的工作方面，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严重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一个追求个人名利的可疑共产党员，带来两三份介绍书，就没有二话地被登记入党，然而，一些工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时间、不愿意或者不会搞到相当的介绍书，就被关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81]}

那些为了满足私欲的投机分子不仅钻入党内，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尽快爬到领导岗位。1927年1月18日在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负责人C.B.科肖尔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形成了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同志——共产党员不愿意长时间在这样或那样的岗位上，特别是在技术工作，在职位不高的岗位上工作。……如果派共产党员去机关工作，他认为，他应该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岗位。他在工作不上心，而是窥测怎样才能更快地出人头地，成为部门或分部门的负责人等等。”^[82]

其次，苏维埃政权早期贪污受贿现象增长，也与经济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经济管理高度集中，资金和物资供应由国家统一拨付，产品全部上交国家，同时经济关系实物化，既没有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的空间，也没有进行权力交易的市场条件。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一方面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另一方面经济管理权下放，出现了权力交易和贪污贿赂的空间与条件，给有些经济管理者谋私造成可乘之机。

再次，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现象扩展，还与对管理权力缺乏监督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为了增强与私商的竞争力，国有企业联合起来成立托拉斯。托拉斯的领导人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他们掌握着托拉斯所属企业生产、供应和销售的巨大权力。解密档案表明，由于缺乏监督，经济管理干部从贪图小便宜走上舞弊的道路。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经济部门工作者—领导人的腐化“堕落是从以优惠价格自我供应开始的。开始是拿少量的布匹、鞋子、衣服和食品给自己、给亲戚和熟人”。由于没有人发现，“后来就拿这些东西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