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第2/5页）

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以后，尽管有上述三个来源补充干部队伍，但是情况很不理想：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工农干部的培养需要一段时间，旧职员难以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领导干部的数量仍然严重不足。根据俄共中央的数据，1919年，由于领导干部不足，在省党委会中，只有12.5%的成员专职从事党的工作，82%的成员同时还要兼任苏维埃的工作。1919年夏，26个省的146个县党委会的基本成员虽然都是刚刚提拔到工作岗位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而其中党的专职干部也仅有9%，85%的县党委会成员同时还需完成苏维埃的工作。^[42]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国家从战争和军事转向和平经济建设，俄共（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向经济管理部门派出领导干部。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经济领导干部来源不足，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提拔非党专家和旧职员到经济管理机关。1920年代初，在金属业生产管理机关，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比例近50%，纺织工业51%，采矿业61.9%。^{[43]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管理机关中，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例不高。192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了一系列部门和经济机关的干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93个托拉斯管委会的875个成员中，共产党员占37%（325人），无党派占63%（550人）。社会地位的情况是：工人占23%（203人），职员占21%（183人），农民占24%（209人），其他280人，占32%。[44]1924年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在教育、行政、对内与对外贸易、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经济人民委员部、合作社与贸易等7个专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非党派比例仍高达45.5%，俄共党员比例勉强超过一半——为54.5%。[45]中央登记分配部主席卡冈诺维奇对当时领导干部阶级成分和政治成分的结构极不满意。[46]}

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不得不任用旧的经济管理干部的同时，党中央部署以提拔党员领导干部的方法，来改造干部队伍的政治社会结构。在1920年8月战争基本结束时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了合理分配全体党员，提拔党员干部到重要领导岗位的任务：“由于转移到经济任务，目前在我们党的面前提出了特殊的组织任务。……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必须在对党员进行确切登记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更有计划地分配党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党员能够从比较不重要的、范围比较小的工作被提拔担任比较重要的、范围比较大的工作。”^{[47]1921年5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更明确地提出了提拔新的党员干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任务：在新的复杂条件下，“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基本任务要求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合理分配党的力量方面，而这一工作首先应当同提拔新的工作人员，把他们从责任较轻的工作岗位调到责任较重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48]根据中央的部署，1920年代，大量的新官员被任命。以中央组织分配部任命的官员数额为例，1922年4月至1923年4月间任命1035人，1923年4月至1924年5月为6088人，1924年5月至1925年12月为12227人。[49]1925～1926年，共登记33个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附属于这些中央机关的地方机关的部门官册职位共73413人。[50]}

1920年代，根据党中央合理分配党的力量的精神，干部调动较频繁，官员流动性比较大。根据中央组织局1927年的数据，官册制度建立后的三年（1924～1926）中，全体领导干部中的85%变换了自己的职务。^{[51]1921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规定党的主要组织工作是“提拔新的工作人员”，因此，干部的流动主要是向上流动。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中央机关调入1744人，其中65%（1127）是从地方上调来的。2825个派到省和县的领导干部，其中74%（2051）是从地方上调来的。根据登记分配部关于302名被调动的干部的资料，88%（266名）的干部是上调。其中133名（44%）上调到更负责的岗位，37名（12.25%）从县调到省，96名（31.78%）上调到省内更负责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