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联“等级官员名册”制度的创建（第2/3页）

1921年十大以后（实际上从1920年底已经开始）进入任命制第二个时期：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由于国内战争结束，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党的组织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对那些在战时由动员方式任命而实际上不适合领导工作的干部，调动他们的工作；提拔那些最有素养和最优秀的干部到经济、贸易岗位上工作；发挥专家——不仅在国内战争时期已经与党站在一起的专家，还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的专家——的作用。这些问题，都要求干部制度进行转型——“转向分配党的力量的新制度，这种制度完全抛弃游击习气，动员的方法，抛弃那种由中央向所有机关派遣干部的方法”，“中央只参与安排综合的、最重要的国家机关的干部分配”。新的组织任务，要求党首先要选拔干部到最重要的岗位，因此需要认真地研究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能力等情况之后，才分配工作。^{[18]组织工作的这些新要求，决定了任命制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大大改进了档案登记，对人员进行比较仔细的选择，用这种方法代替“动员”的方法，同时，开始把委任较低级干部的工作交给下级党的委员会。[19]1921年至1922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调动和分配的普通党员干部占80%，领导干部占20%，而到次年，相应的数字为54.2%和45.8%。[20]1921年3月十大以后，还进行了多次动员，但是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原因，除地方党组织不愿放掉有经验、经过考验的优秀党员以外，最重要的，是许多被动员的干部不能胜任分配的工作，也有的党员干部不愿意到艰苦和危险的地方工作，硬性动员甚至导致许多党员退党。[21]这表明，战争结束以后，通过动员的方式解决干部调配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了。}

在任命制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缺乏具体、稳定的选拔制度，产生领导干部的方法并不统一：尽管由中央任命领导干部的方法占主体，但是绕过中央，通过部门选举产生领导干部的方法也在局部运行。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是“相对任命制”时期。新经济政策初期，部分托拉斯和辛迪加的管委会，甚至部分省委书记的产生都没有通过中央，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出现了无序状态。中央登记分配部主席卡冈诺维奇1923年11月8日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央登记分配部工作计划报告”，披露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工业中“建立了一系列大型托拉斯，经过中央委员会任命了这些托拉斯的主席，但是，外贸部却做了一系列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领导干部的任命”。“报纸上经常出现偶然性的声明，某个托拉斯或辛迪加选举了某人进入管委会”。在省委书记中，“50%以上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推荐”。由于在官册制度之前缺乏任命干部的详备档案，导致中央对干部情况心中无底。卡冈诺维奇在报告中还谈到，在农村党管干部的情况更差，中央几乎不掌握农村干部的情况，“无论在组织部，还是在登记分配部，关于谁在管理农村的资料都没有，甚至在党的十二大之前对农村的调查都没有着手”。在1923年9月卡冈诺维奇曾做过在“党掌握国家机关”进程中的困难的报告，其中概括了中央对领导干部组织管理的全貌：“既没有关于在国家部门和中央机关现有职务者的准确的呈报，也没有任何分配工作者的计划，许多工作者脱离工作擅自转到另外的城市，等等”。因此，卡冈诺维奇在报告中建议，“建立准确的‘国家机关职务清单，国家职务的任命和罢免是由中央委员会特别命令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