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第3/10页）

平等观念与先富起来群体之间的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社会出现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一方面出现大量失业人群，另一方面出现一个富裕阶层，这个富裕阶层被官方定性为“新资产阶级”，采取了限制、压制和不断打击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怀有平均主义心态的群众的拥护，他们拥护“劫富济贫”的做法，在农村定期重分土地，剥夺“富农”或者富裕农民的财产。在城市，工人和市民对因新经济政策获利发家的耐普曼也心怀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剥削发家的。正因为如此，官方“转入进攻”、“打击富农”的方针能够得到城乡劳动者的拥护和欢迎。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斯大林派都担心农村的分化，都打“反富农”的牌。但是谁是富农，在整个20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曾经批评过乱划富农的现象，说被当作富农特征的有：“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住宅，制作并向本村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有的地区规定有2～3头奶牛或2头役畜者为富农，甚至连经常或临时出租住房者也算作富农。在许多场合被列入“富农”的是从事集约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种植高产作物、把农业劳动同辅助性手工业结合起来的农民。^{[126]1929年5月，人民委员会曾规定过富农的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磨坊、油坊、碾米厂、梳羊毛机、弹毛机、烘干房或其他有机械动力的企业，等等。[127]而这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小的乡镇企业主。剥夺富农前夕，为便于操作，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编制了“确定”富农的标准：每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全家至少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拥有磨坊、油坊，等等。[128]在这些特征中，只要具备一个，就可以定为富农。但在这些特征中缺乏社会标准，即关于剥削的界定。把这些人当作“富农”打击甚至消灭，谁还会去努力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呢？}

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形成一种仇富的气氛，以穷为荣，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干部把穷人当作唯一的依靠对象，以至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批评“左派”糊涂虫的观点，说“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129]斯大林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34年了！可见“把穷人理想化”，“依靠穷人”的观念是多么牢固地扎根在各级干部的脑海之中。然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这些“左派”自己。}

行政命令措施下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经济学家布哈林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也只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需要价值规律，而这以后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而代之以“劳动消耗规律”。

20世纪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作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130]1926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131]}

1923年夏秋的销售危机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394号命令引发的，它要求国营托拉斯和辛迪加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竭力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严重的“剪刀差”，酿成所谓销售危机。而实际上当时工业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农民没有钱来购买，形成积压。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