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

20世纪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新经济政策的通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意见。所以列宁一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一致通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对意见。通过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货币关系，建设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被看作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其次，新经济政策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出台的，而是以实施粮食税为开端逐步充实完善的。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机制。这就出现如何对待随之出现的私商（耐普曼）、“富农”、私人贸易，如何看待市场关系等问题。

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在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有人“出于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号啕大哭。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削弱各国革命运动。在俄国共产党内怀有这种情绪的人就更多了。

原工人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耐普”（НЭП）一词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Новая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其缩写词与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词相同）。他们说，耐普使财富在一极积累，而另一极贫困，使工人更加贫困。也许在某个地方工业和商业会得到发展，但工人阶级会落入深渊，矛盾将发展，其结果将是内部爆炸。^[77]

抛开这种极端的看法不论，在党内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回归还是创新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78]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79]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粮食征收制的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给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