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第2/5页）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所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应均等。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18]

喀琅施塔得约有16000名守军，起义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并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庞大军力进攻这个海军要塞，平定了叛乱。一部分起义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19]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20]}

喀琅施塔得暴动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甚至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②他们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③起义者齐心协力，顽强地同布尔什维克军队战斗，宁死不屈。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政权垮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的执政根基。1917年10月26日，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21]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起义的问题。}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1917年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继续反对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虽然是当时保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措施，但却导致执政党信任度的缺失。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支持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水兵起义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寻找出路

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收制都是战争的需要，所不同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这一制度的时候，加进了“共产主义”因素，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系，把全国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管理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过反对意见。1919年7月17日，孟什维克中央建议，取消现行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①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关、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②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③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作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干预消费公社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