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第7/13页）

很多农民和士兵不明白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区别，他们支持共和国，又把实现自由和拥有土地的理想寄托在“农民的国王”或者其他独裁者——解放者身上。革命期间在俄国的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记载了一个士兵对他说的话：“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国，但领导我们的得是个好沙皇。”布坎南认为“俄国政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绝对的民主政治”。美国人弗兰克·戈尔德在其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名士兵说他希望能够选举总统，而当问他会选谁时，他的回答是：沙皇。在军队中常会有这样的口号：“我们要选举沙皇。”一位孟什维克党员描述了自己在弗拉基米尔一次军事集会上的经历：“我的发言内容是关于战争，和平，土地，以及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种种好处。当我的演讲和大家的欢呼都平息之后，忽然有人高呼，‘我们要您来做我们的沙皇’，士兵中立即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我拒绝了这顶罗曼诺夫的王冠，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多么单纯而又无知的人们，多么容易被控制的人们！”^[174]

群众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是决定立宪会议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俄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立宪会议有不同理解。对于中间阶层和民主力量来说，主要是通过立宪会议以和平改革方式克服俄罗斯的危机、建立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而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而言，立宪会议的吸引力体现在它可能成为比较平均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工具。

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立宪会议对于前线士兵群众来说是某种未知的、不清楚的东西。他们的兴趣确定地、不掩饰地集中于苏维埃，那是一种贴近他们并使他们感到亲近的制度，就像他们的农村村社大会”。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通过社会活动家和出版物的持续不断的宣传和解释，在短短几个月里，群众的意识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全俄立宪会议的概念。很多群众集会经常一致响起“全部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这种情况在社会革命党影响较大的军队中特别明显。“6～7月间……各部队作出的决议的第一点往往就是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越来越多的人确信，只有立宪会议能给他们带来和平、消灭战争，让他们回家。这一时期通过的决议经常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同意坚守阵地，但不能超过11月，那时代表们应该召集起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立宪会议决定继续战争那该怎么办呢？这引发了某种不安，可以感觉到对立宪会议的信念是有限度的，是同最关注的问题——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苏维埃的贴近表明人民权力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更亲切、更明了。”^[175]

农民对立宪会议的看法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把立宪会议看作是能够支持他们的土地要求的国家机构，称立宪会议为“农民意志的代言人”、“土地和自由的拯救者”。有时，农民还会天真地认为，只要大会有一位智慧的老农，只要立宪会议囊括足够的有威信有能力的农民，它就一定能够带给农民土地和自由。农民经常认为，立宪会议应当以独裁者的身份“掌握全权”，“成为全俄罗斯土地的主人”。^{[176]显然，农民对于立宪会议的支持并非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信念，而只是因为它是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主人。亲社会革命党的《自由言论报》文章承认：“立宪会议……没有抓住群众，没有吸引群众，没有渗入到人民的心中，它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只是一个外国玩具，可以玩一玩，但不能当真。”[177]}

相比之下，工农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工农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