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第6/13页）

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为驱散立宪会议进行准备工作期间，士兵和工人中曾发生过抵制行动。1月3日，军事人民委员克雷连科亲自到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为驱散立宪会议做动员，希望瓦解他所说的“这里的军营充斥的严重的反革命情绪”。但在这里，他没有获得成功。社会革命党得到布尔什维克要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上街游行反对立宪会议的消息后，于1月3日在第二波罗的海舰队举行会议。在一些有感召力的发言之后，一个水兵情绪激昂地叫道：“弟兄们，同志们，让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人民的立宪会议。”下面叫道：“我们宣誓！”“跪下，同志们，跪下！”数千水兵双膝跪下：“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立宪会议。”水兵们履行了自己的誓言，1月5日没有上街。^{[166]在1月5日前一个工厂集会上，主持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号召：“同志们，我们必须、也能够驱散立宪会议，因为已经很明显，立宪会议浸透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并倾向于反革命。”但他遭到最高纲领派成员、工人施马科夫的反驳：“不对，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对。要知道你们是在破坏全体人民的特有权力，是人民选出了这个全俄会议。如果你们这样行事，那么请记住，俄国人民和俄国无产阶级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这种暴力。”[167]立宪会议被驱散后，从各地仍然继续不断地给立宪会议发来祝贺和支持的信件。在很多城市发生了保卫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在莫斯科等地的示威中有人员伤亡。高尔基写了《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认为立宪会议是一个将给全体俄国民主派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机构，他把1918年1月5日比作1905年1月9日，代表了左翼知识阶层对立宪会议的态度。直到1918年1月底，立宪会议的话题仍未从报刊上消失。}

但另一方面，也有对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持肯定态度的力量。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不仅事先认可了驱散计划，而且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上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致行动。在苏维埃三大上支持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驱散立宪会议法令的，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外，还有部分以马尔托夫、唐恩为首的孟什维克左翼。地方苏维埃对驱散立宪会议一事也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莫斯科苏维埃在1月8日决议中赞成驱散立宪会议，认为“立宪会议一开始就试图以自己的工作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斗争成果从人民那里夺走”。著名社会革命党评论家斯维亚季茨基指出，右翼力量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也高呼“打倒立宪会议”，但“右翼资产阶级出版物叫喊‘打倒’只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满足他们。……人民权力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万岁，不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打倒。……在最后时刻，我们社会力量的左翼和右翼都背叛了民主主义”。^[168]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驱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强烈的反应。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米诺尔谈到了他们离开塔夫利达宫以后的内心感受：“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要知道，如果人民不支持我们，不以威严的声音表示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人民保持沉默。”^{[169]斯维亚季茨基也深深地为“人民对我们被驱散的那种冷漠”而感叹，他认为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对我们挥挥手说‘回家去吧’”。[170]}

俄国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有关系的。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171]

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这种情况正是二月革命后的现实。“在俄罗斯，形成西方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所必须的社会文化前提还很薄弱。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