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走向武装夺权的十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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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是否定联邦制思想的,认为联邦制将会使民族差别长期存在下去。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重新考虑联邦制问题,在6月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让俄罗斯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此后他不断谈到了使俄罗斯联邦化的问题。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例如,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很活跃,不过一直对它的民族性“视而不见”。但在8月22日,布尔什维克很突然地以独立党团的名义加入了乌克兰中央拉达。[126]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127]

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的脉搏,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个变化“对以后事态的影响甚至大于科尔尼洛夫叛乱”。[128]

武装夺权问题上的分歧

9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联合作出决定,“召集一切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民主机关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政权组织问题,这一政权应能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129]9月14日,全俄民主会议召开。全俄民主会议排除了资产阶级分子,1000余名代表均来自苏维埃、合作社、自治机关、工会、土地委员会等民主组织,几乎都分别属于某个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团体。布尔什维克只在少数大城市、芬兰和波罗的海舰队有较大影响,因此只有89名代表参加。

会议在政权组成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没有自由主义者的政府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些赞成加米涅夫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派、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建立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则要求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为了摆脱困境,会议主席团于9月20日决议成立经常性的代表机关——全俄民主理事会,即预备议会,由它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控制政府。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在10月初召开的预备议会上,托洛茨基言辞激烈地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列宁在9月末或10月初回到了彼得格勒,把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0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武装起义决议的依据,除了国际形势、军事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130]

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反对的意见仍然相当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怀疑武装起义能否成功,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10月11日致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组织的信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关于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俄国大多数工人和大部分士兵都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又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131]

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忙去接近它们。”[132]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