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第6/8页）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群众的情绪是出现了超越立宪君主制的范围的趋势，在有些工人、士兵的集会上，通过了实现共和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是出自“孱弱的群众”，而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然后“执行委员们”向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倾向于由立宪会议解决未来国家制度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加强。这些事态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情绪。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立宪派在国家制度和皇位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群众长时间的反对王朝的口号声。随后，举行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卫戍部队的军官派出代表团向杜马委员会表示，如果米留可夫不收回自己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里都无法保证。米留可夫只得宣布，他说过的有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于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毁掉，把古契科夫干掉。

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庞大的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革命期间，工人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并不一致，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在一部分情绪激进的首都工人提出“打倒沙皇”的口号后，仍有很多工人对此并不确定，甚至愿意支持君主制度。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社会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政权问题

当沙皇专列在铁路线上来回运动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但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