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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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由23日自发开始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事实很清楚,运动并不是按照某个政党的既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也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和发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提出疑问:“二月下旬发生的‘面包骚动’可以被认为是自发的,但它难道已经是那个我们所称的二月革命吗?”[27]

随后发生的事情又是出人意料的。局势在2月27日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发动了游行,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

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1/3。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散掉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直接指挥的约1000人的一支部队起先集中在海军部大厦等待前线部队到达,然后又到冬宫广场准备保卫冬宫。28日黎明时分,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来到了冬宫,在同将军们谈话之后,他指示哈巴罗夫的部队离开冬宫,他不想让人说罗曼诺夫家族又像1905年1月那样在冬宫广场上向群众开枪。[28]于是哈巴罗夫的部队回到了海军部大厦。28日白天,人群包围了海军部大厦。在得到消息说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以及没有前线部队到达彼得格勒之后,哈巴罗夫命令部队有组织地不带武器撤出海军部大厦。就这样,彼得格勒已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

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人。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29]在旧制度垮台之后,围绕着调动卫戍部队到前线的问题,仍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把哪怕一部分“革命卫戍部队”调离首都,但布尔什维克把卫戍部队士兵视为自己最主要的支柱,捍卫他们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利,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确实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在前线部队甚至在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中,对于首都卫戍部队极为鄙视和敌视。在阵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威胁:“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那帮家伙押进战壕!”[30]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31]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这天,刚从监狱中出来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人、孟什维克К.А.格沃兹杰夫、П.О.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利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立即散发传单,要求各企业和部队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利达宫集中:每1000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选出一名代表。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超过10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齐赫泽担任主席,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