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何对付“贩卖人口”？（第2/2页）

我们知道，中国现行法律对人贩子的处罚较重，对买家却几乎不处罚，因而不少法律界学者都在呼吁修订刑法，加大对买方的惩罚力度（本文完成后，得悉刑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拟对收买儿童者一律追究刑责）。而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这孩子是被拐卖的，却掏钱买下来，那么你也要负刑事责任：“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比人贩子减一等。对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中介，法律也会给予严惩：“其知情引领牙保，若藏匿被略诱者，依藏匿犯人法。”

那些被略卖的儿童、妇女，一经发现，即由官府解救出来，送回原来的家庭，如宋太宗时的一道立法规定：“验认到（被略卖）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宋仁宗时，“湖南之人掠良人，逾岭卖为奴婢。周湛为广东提点刑狱，下令捉搦，及令自陈，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广南东路提刑官周湛破了一个大案子，解救出被拐人口2600余人，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家庭。

政府出钱赎回被卖儿童

除了不合法的略卖、和诱人口犯罪之外，宋朝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奈却合法的贩卖人口行为：贫困家庭由于无力抚养未成年人口，只好将自己的孩子卖掉。如《夷坚志》讲述的一则故事：北宋末，有一漂亮少妇，“在民家生二子，荆楚岁饥，贫不能自存，其夫鬻之于田氏为侍儿。”

如果按照今日某些“奥派”公知的说法，这叫作“儿童抚养权的流转”，应该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因为承认儿童抚养权可以自由转让，才可以杜绝拐卖儿童的黑市。

宋朝当然不可能像今日“奥派”公知那样懂许多经济学名词，不过其人文关怀却可以将“奥派”公知抛出一百条街。在宋朝人看来，因为贫穷而卖掉自己的孩子，尽管谈不上犯罪，却无疑是骨肉相离的人间悲剧，况且这些孩子一般都是被买去当奴婢、童工。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应该对此不闻不问，宋朝的举措是——动用公帑替那些贫困家庭赎回孩子。“赎买”的干预方式，也意味着宋朝默认这种人口交易为合法，只是非常不人道。

让我们来看几个事例：《宋史·太宗本纪》载，淳化二年（991）七月，太宗“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这件事在范仲淹的文章中也有记录：“臣闻淳化中，太宗皇帝以边户饥荒，多卖人口入蕃，颇悯恻之。特遣使以物货收赎，各还父母。”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亦下诏：“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

由于许多被父母卖出去的儿童都被官府赎回，导致不少人家均不愿意再掏钱收养孩子，因为收养后被官府发现，又会被赎回去，尽管经济上或无损失，却白白浪费了工夫。明道元年（1032），便有臣僚向仁宗皇帝提议，应默许民间的人口交易：“比诏淮南民饥，有以男女雇人者，官为赎还之。今民间不敢雇佣人，而贫者或无自存，望听其便。”这里的“以男女雇人”，实际上就是将家中的孩子卖给有钱人家当奴婢，否则官府也没必要代为赎回。

宋仁宗尽管批准了这位臣僚的建议，但宋朝为贫者赎回被鬻子女的政策并未停止。庆历八年（1048），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宋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南宋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也有诏曰：“中都、平州及饥荒地并经契丹剽掠，有质卖妻子者，官为收赎。”

对于实际上被贩卖的宋朝儿童数目来说，宋朝的赎回政策可能是杯水车薪。但，官府出于仁者爱人之念，为贫困人家赎回无奈卖掉的孩子，无疑正是大宋文明的闪亮之处。我见闻有限，不知其他王朝是否也有类似的人道主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