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宋朝“警察”有枪，他可以随便开枪吗？（第2/2页）

什么情况下可以“格杀勿论”

那么宋朝“警察”在追缉犯人的时候，如果碰上拒捕、“袭警”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对犯人“格杀勿论”呢？

不是的。按照《宋刑统·捕亡律》的规定，只有在两种情景下，宋朝“警察”杀死被追捕者才是无罪的：其一、“罪人持仗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其二、“走逐而杀走者”，“皆勿论”。意思是说，被追捕者手持武器拒捕，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或者逃跑，可能逃脱掉，这时候如果被宋朝“警察”杀死，那么“警察”是不必坐罪的。

这是宋朝法律对“警察”特权的保护。现代国家也会授予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开枪的权力，比如在美国，被盘查的人如果不配合警察的指令，哪怕做一下掏口袋的动作，都可能马上会被警察击毙。但是，警察这种“格杀勿论”的特权极容易被滥用。对宋朝“警察”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完全可能会滥用暴力、伤害犯人，甚至以缉盗之类的名义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南安军上犹县有两个恶僧，向一渔人买鱼，又不付钱。因为渔人向他们索取鱼钱，心中忿恨，便买通县里的“警察”，诬称渔人一家为强盗，带领一大帮人“掩捕其家”，导致渔人一家“四人遭杀，三人被伤”。两僧人“以杀获劫贼告于官”，县尉受了贿赂，验尸时帮着掩饰掉死者身上“縻缚之迹”；知县老眼昏花，又受吏役蒙骗，便以“杀获劫贼”草草结案。

为防止出现这类捕者滥权杀人的行为，《宋刑统·捕亡律》又规定，在三种条件下，“警察”杀死被追捕的犯人是必须坐罪的：

其一，“空手拒捍而杀者，徒二年”。犯人如果手无兵器，那他即使拒捕，“警察”也无权格杀，否则，致人死亡的“警察”判“徒二年”之刑。显然，当时的立法者已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罪人空手，虽相拒捍，不能为害”，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不成威胁，因此致人于死地便毫无必要。美国警察之所以在盘查对象稍不配合的时候就可能要开枪，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全民持枪的社会，警察的风险非常大。禁枪的其他国家当然不可仿效这样的“美国经验”。

其二，“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斗杀伤论”。如果被追捕的人已经就缚，或者没有拒捕的行为，那么“警察”便无权杀死他，或者打伤他。否则，按“斗杀伤”罪论处。宋朝的“斗杀伤”，如果致人死亡，可判绞刑。在前述上犹县“渔人案”中，死者已被“縻缚”，那么按照宋朝法律，就算他确实是强盗，逮捕他们的人也不能杀死他。这就是县尉为什么要“隐其縻缚之迹”。

其三，“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如果宋朝“警察”在抓捕犯人的过程中使用刀刃杀死空手的犯人，则按“故杀伤”论处。宋朝的“故杀伤”罪，最高也是可以判死刑。这同样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在冷兵器时代，使用刀刃的杀伤力，就相当于今天的开枪。

上面这三条立法，无疑是出于制约“警察”暴力、保护犯人人身权的考虑。也就是说，宋朝“警察”在执行缉捕公务时，绝不是不管什么情形都有权对被追捕之人“格杀勿论”。假如宋朝那时候“警察”已经配枪，他可以在追捕过程中随便开枪吗？肯定不可以。正如我们所确知的——法律既应当赋予警察合法使用枪支的特权，但又必须防止警察滥用暴力，所以，法律需要设立一些红线，禁止执法者踩过线。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还要将上犹县“渔人案”的结局交待清楚。按照宋朝的司法程序，所有在县初审的涉及人命的刑案，都必须上报州法院复审。南安军法院在复审“渔人案”时，发现了疑点与破绽，最后查得真相，推翻上犹县的结案陈词，上报中央法司。终审结果判下来：“僧皆坐死”；“县尉杖脊”，发配道州服役；上犹县知县“贬文学参军”；其他十五名涉案者发配广南充军；“以僧私田给渔者家”，相当于给予受害者家庭刑事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