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国姓爷”的私心海上称雄郑成功（第4/13页）

郑世忠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七月二日出发，八月五日入福建。他带来的清方条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要郑成功“剃发受诏”以及“回府安插”。

其实，在等候清朝使者往来的这一段空档时间内，郑成功不闲着，在招兵买马增强实力的同时，他派人前往漳州、泉州等多个地方“征饷”。

由于北京的皇帝正与对方谈判，清朝各地政府不敢私自破坏“和谈”，只能出银出物给郑成功。这是因为，郑氏士兵到来时，持有的文书上都盖有清帝敕封的“海澄公”大印。

九月间，郑成功在安平镇列营数十里，炫耀武力，与清朝遣来封官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等人会面。

但是，见面归见面，郑成功拒不剃发。不剃发，清使就无法开诏。

相持七天之久，最终双方谈判破裂。

郑世忠带领郑氏亲族数人晚间来到郑成功营内，他流泪规劝：“二位清朝使臣这次失意归京，大事难图。我等回京复命，必无活路。我等死也罢了，但太师老爷（指郑芝龙）怎么办？如果大哥您剃发归顺，可全活咱们一家人！”

郑成功很冷静。“我不剃发，可保全父命；如束手归降，父命不保！”

郑世忠下跪痛哭：“希望大哥为保父命，剃发投降。”

郑成功不言。其身旁官员沈佺期一旁喝道：“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何人！况我等横行海上数年，不堪羁绊。”

此言此举，皆为郑成功事先安排。

郑世忠等人无奈，只得大哭出营。

当然，郑成功也未把事完全做绝。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委婉为自己不剃发作出辩解：“……不意地方无加增，四府竟为画饼，（清廷）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清朝若能信儿言，（我）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清）二使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儿一剃发，即令诸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忽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子，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这封信立意明白，向清朝摊明了郑成功自己的底牌。而他给其兄弟郑世忠的信，更明白无误道出他的心声：“……夫虎豹生出深山，百物惧焉。一旦入槛阱之中，摇尾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自指）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

从给兄弟的信可以看出，郑成功《庄子》读得不错，书信内容酣畅淋漓。

从上述种种，皆可看出，郑成功并非百分百明朝忠臣，实乃割据之雄。在他血液中，由于有日本人和商人的因子，所以他表现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真乃一大忍人！

清朝两广总督李率泰对郑成功的心理最能言之而中，他写信相讥：“阁下自诩忠臣，无三省之封，即舍清而忠于明；有三省之爵，则弃明而忠于清，真可笑也！”

表面上看，郑成功借谈判之机，获取了不少时间和银饷，但以南明全局上看，郑清议和，贻害非浅。

首先，张名振、张煌言率鲁监国余众三入长江，声势浩大，船队上面高悬大明旗帜，几次在南京江面驶过，大振江南民心。但是，他们恰恰因兵饷不足，陆战无力，急需支持和后援，而当时郑成功因与清谈判，对二张的进取不予支持，使得他们的长江之举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落寞之余，二张怅然退回。

其次，李定国两次率军入广东，千方百计争取郑成功军队的响应，准备共襄复明大业。郑成功均是书面答应，虚与委蛇，从未真正派出队伍打击清军，他既不派出军队对清军予以牵制，也没有上陆与清军实战，致使李定国在肇庆和新会二次大败。

郑成功背信弃义，从来只是口头上表示与李定国会师两广，实际上他心中只考虑本人及郑氏家族地方利益。为了作和谈姿态给清朝看，郑成功不仅软禁李定国使者，又拒不出兵增援李定国，使得对方孤掌难鸣，功败垂成。这样一来，使得李定国收复两广、攻取江南的战略计划全然落空。

最后，李定国只得改变方针，提军往安龙“搭救”永历帝。南明复国之希望，全然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