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永历朝廷活＂曹操” 跋扈骄横孙可望

情景一：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在贵州穷僻的安隆千户所，南明的永历皇帝，瑟瑟发抖，坐在茅草房“皇宫”里面一张藤椅上，愁眉苦脸地“上朝听政”。泥地上面站着的文武臣子，服色不一，总共加起来才四五十人，个个垂头丧气。

情景二：同一时间，贵州省会贵阳城中，永历帝手下的“秦王”孙可望，安居于壮丽宏伟的王府之中。他不仅锦衣玉食贵拟帝王，还自设有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员，完完全全是个成型的小朝廷，甚至王宫中还有“太庙”（庙里有三位“庙王”，当中是朱元璋，左为大西“皇帝”张献忠，右为孙可望的爷爷）。身着王爷服饰的孙可望称孤道寡，满面红光。

相比于汉末曹操得汉献帝，孙可望牛逼得多。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汉献帝名义上还有一套行政班子。孙可望更干脆，他自己私设一套班底，永历帝的班底倒成为草台班子。皇帝成为囚笼中的凤凰，栖于僻远蛮荒，而这位孙王爷，却高居大城的“九重”王府。

无聊而较真的“原则”问题——“一字王”还是“二字王”

孙可望原名孙可旺，是陕西米脂人，无赖子弟，年青时代跟从张献忠作贼，由于他狡黠多智，为大魔头所喜，收为养子，改名张可望。

张献忠只有四个养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艾能奇，老四刘文秀。当然，张献忠时代，这四个人都姓“张”。

大贼头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射死后，军众溃散，张可望保有四万多人，一路冲荡，由四川而贵州，由贵州而云南，最终借沙定洲之乱，占据了云南地区和贵州大部。此时，孙可旺自以为原有名不雅，改名为“可望”。这种改法，很似把“得财”改为“德才”，稍一改动，气象大异。

进入云南后，孙可望为首，称“平东王”，李定国“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刘文秀“抚南王”，至此，大家都过了王爷的“瘾”。

南明的四川巡按钱邦芑率人收复四川大部后，有人劝说，表示孙可望入据云南，可以招徕。当时就有人立刻反对：“孙可望乃张献忠余孽，狼子野心，恐不为我用。”钱邦芑很有远见，他认为孙可望在云南完全一改张献忠作法，不妄杀人民，行事大有纪律，应该争取。于是，钱大人亲自修书，派人持往云南招引孙可望为明朝效力。

此举，大出孙可望意料，他喜出望外，对来人讲：“朝廷文官，从来与我辈为仇，绝不相通。今遣使来问，我怎能不高兴！不过，我们四人称王已久，请转告钱按院，如能替我们上疏，封我等为王，我们肯定以全滇境土人马，归附朝廷。”

显而易见，孙可望开始非常有诚意与明朝修好。钱邦芑文人，作事慎密，他在上报永历朝廷详述孙可望想归顺的同时，回报孙可望说：“本朝祖制，从无异姓封王者。”既便如此，他也没放死话。明朝祖制，确无异姓功臣活着封王，时移世异，一切要听朝廷定夺。

依当时情况，南明朝廷屡屡播迁，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皆败亡，如果弄个王爷帽子笼络一下孙可望，自可换来对方感激涕零的忠顺。但是，永历朝臣书呆子多，争来吵去，一时间难以就孙可望封王之事达成一致。

当时，孙可望本人很主动，派出本来就是明官的老乡杨畏知为使节，到达肇庆拜见永历帝，献上一份重礼，希望永历朝廷封他为“秦王”。

出于各自私心，当时在朝的李成栋养子李元胤、袁彭年以及多位文臣皆反对封王。特别是几个明朝在贵州一地的军头，深恐孙可望为王后受其辖制，纷纷上书反对。

杨畏知虽为孙可望所遣，心向明朝，劝当朝诸公不要吝惜一个王封而变友为敌。变通之下，永历朝廷决定封孙可望为二字王，但很快改变主意，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赐名“孙朝宗”。

恰巧纠葛之际，南明的军阀陈邦傅在广西，势单力弱。他为了扯虎皮作大旗，张大其势，与已经进入两广地区的大顺余部高必正、李来亨等相抗，就想拉拢孙可望。

陈邦傅的手段很奇特，他趁永历朝廷议论未决之时，自己用黄金偷铸一颗重达百两的“秦王之宝”大印，伪造永历帝敕书，封孙可望为王爷，以此来达到交结对方的目的。陈邦傅不仅“封”孙可望为“王”，还“封”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俱为“国公”。

行使这项“任务”的，乃陈邦傅心腹门人胡执恭。

胡执恭本来就是北京专门制造假印私信的游棍，十多年中屡犯死罪，趁明末大乱之际，逃入军中，得为陈邦傅谋主。他办事很麻利，翻蹄亮掌奔往昆明，一见孙可望，立刻拜倒称臣，献上斗大黄金印，表示说永历帝非常信赖孙可望，然后又详述陈邦傅私下结交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