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第6/34页）

赵氏翼《陔余丛考》，谓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6)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大学为盛；故士无不游大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此言颇为失考。《汉书·儒林传》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途然也。”元始者，平帝年号也。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翟宣教授，诸生满堂；吴章弟子千余人；见《云敞传》。皆前汉事。《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者之多，诚若远过前汉者，然此或记载有详略，又或有传不传，未必私家教授，后汉远盛于前汉也。(7)《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动至数千，甚或盈万，其不及千人者，几不足数矣。如杨厚，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樊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曹褒，诸生千余人。郑玄，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丁鸿，远方至者数千人。周磐，门徒常千人。姜肱，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张奂，养徒千人。李膺，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郭泰，闭门教授，子弟以千数。张兴，著录万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纾，门生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杨伦，弟子千余人。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杜抚，弟子千余人。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张玄，著录千余人。颖容，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谢该，门徒数百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杜恭，门徒常千余人。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徐房、李子云，养徒各千人。以上皆见《后汉书》各本传及《儒林》、《文苑》、《逸民传》。又《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乐详为博士，年老罢归，门徒亦数千人。《儒林传赞》言：“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服，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盖其风至季世犹未衰也。案汉世儒生讲学者，多不亲授。《史记·儒林传》言：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后汉书·马融传》言：融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言：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间或大会诸生，不过讲正大义。《汉书·孔光传》言：光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翟方进传》言：方进候伺胡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是也。甚有不过存一名籍者。《后书·党锢传》云：景毅子顾，为李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此即《儒林传赞》所谓编牒。此等人自不必常居门下，故《儒林程曾传》言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也。间有不然者，如《三国·吴志·程秉传注》引《吴录》，言征崇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此等人盖为数甚少。徒务其名之风气，最易于踵事增华。后汉容或更甚于前汉，然必谓私家教授至后汉而始盛，则理有难信也。不特此也，陈平家贫，兄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叔孙通崎岖戎马之际，弟子从之者犹百余人，则东周之世，孔子养徒三千，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之风，盖自秦及汉初，未之有改矣。抑谓汉儒乡学，皆为利禄，亦近厚诬。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桓荣拜大子大傅，赐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缓，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此二事最为尚论者所鄙夷。《后书》云：自荣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实非为己之学。然究出耽慕荣宠之情，抑系勉人乡学之意，尚难论定。《荣传》又言：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大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至是哉？”此说盖亦出荣家，当时自有此等鄙论。翟方进给事大守府为小吏，数为掾史所詈辱，乃西至京师受经。郭丹买符入关，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王霸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乃遣西学长安。冯良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耻在厮役，遁至犍为从杜抚学。见《后汉书·周燮传》。郭泰家世贫贱，而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泰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范冉为县小吏，遁到南阳，受业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后汉书·独行传》。此等非为富贵利禄之谋，则厌食贫居贱之苦，诚亦不得谓之为己。然如孙期，牧豕大泽中，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此皆穷居独处之儒，从之有何利禄？《后汉书·吴祐传》：年二十，丧父，居无儋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可见牧豕在汉世为贱业也。而其人虽桃李盈门，亦仍躬自作苦，又岂志于利禄者？承宫遭天下大乱，将诸生避地汉中。刘般转侧兵革中，甫归洛阳，即修经学。颍容，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后书·儒林传》。国渊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三国志》本传《注》引《魏书》。管宁客辽东，亦讲诗书，陈俎豆。《三国志》本传《注》引《傅子》。当丧乱颠沛之余，而其学之不废如此，此岂有所利而为之？周党家产千金，散与宗族，免遣奴婢，而至长安游学，是为欲富乎？然则汉世社会，好学之风实极盛，虽有若干志在利禄之人，要不敌不为利禄者之众也。当时朝廷之兴学，实受民间风气之鼓动而不自知耳。参看第五章第二节。据《史》、《汉》、《儒林传》，五经之学，固皆起自民间，安得谓遭秦灭学，民间遂无专门名家之大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