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第25/34页）

公孙弘之议禁民挟弓弩也，曰：“十贼矿弩，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则当时战斗，以弓弩为利器。是故引强、蹶张，视为长技；《史记·绛侯世家》言勃为材官引强。《汉书·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帅。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师古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袁盎传》：盎说嘉曰：“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帅。”良弩有远射至千余步者；见《后汉书·陈球传》。而三国时诸葛亮及马钧，皆欲损益连弩之法焉。见第十六章第二节。短兵接则杀伤多，《汉书·刘屈氂传》：武帝赐丞相玺书曰：“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故能用短兵者，众则誉为勇敢。《汉书·地理志》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李陵夸其众为奇材剑客；王允以剑客遇吕布，而魏武以许褚所将剑客为虎士也。^{(52)《三国志·褚传》：褚以众归大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又云：“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大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案谓之客者，盖谓不自食而寄食于人。《史记·游侠列传》曰：“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易可少哉？”当时之为游侠者，固多不能自食之徒也。《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众利侯伊即轩，以从票骑将军击左王手剑合侯。}

攻击仍多用石，《三国志·袁绍传》：绍为高橹 ，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大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动而鼓，说曰：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似即魏武之所造者。然此事非仓卒可成，亦必有所受之也。晃错言募民徙塞下曰：“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苔。”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李陵传》：陵军入陋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即如淳所谓雷石也。苏林曰：“渠荅，铁蒺藜也。”如淳曰：“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苔。苔广九尺，袤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渠苔苏说是也”。皆当时攻守之具也。

《陈涉世家》言：涉起蕲，行收兵，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又云：周文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似秦、汉间车尚与骑并重者。然时灌婴、傅宽、靳歙等皆以骑将立功，未闻有以车将著者也。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韩延寿都试骑士，会骑士兵车四面营陈。李陵军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单于遮道急攻陵。陵乃弃车去，士徒斩车辐而持之。史言骠骑将军车重与大将军等。《汉书·赵充国传》言义渠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卤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两。段颎策羌曰：“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则当时用兵，无论中国外夷皆有车，特皆以为营陈，供运载，而不以事驰突耳。车与骑之用有别，故车将与骑将皆异其人。灌婴、傅宽、靳歙等传言车司马、候骑将、骑千人将、骑长、楼烦将；《张敞传》：以正违忤大将军，使主兵车皆是。其车骑连言，如灌婴、靳歙之称车骑将军者，实则所主皆骑耳。《后汉书·南匈奴传》言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驰突，而非以之逐利也。

第七节　刑法

吾国法律，完具而可考者，始于李悝之《法经》，而商君用以相秦，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汉书·刑法志》曰：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史记·酷吏传》：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汉书》作“作见知，吏得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武帝又作《沈命法》，见第五章第十节。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即位，置廷平。见下。涿郡大守郑昌上疏，言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成帝河平中，复下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有司徒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案《汉志》所述先汉刑法始末，不甚完具。当以《晋书·刑法志》补之。《晋志》曰：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注》引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者为律，今《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案《萧望之传》：望之与李彊议令民入谷赎罪事，引《金布令甲》，则诸令皆以甲乙丙次之。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后汉书·陈宠传》：辟司徒鲍昱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属，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汉高约法三章，已见第三章第三节。据此，则“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于约字句绝，法字又一读，谓于六篇之中，仅取杀人、伤人及盗三章，余悉除去也。法律之原，一为民间之习俗，一为治者之所求，说亦已具《先秦史》。社会之演进愈深，则风俗之岐异愈甚，而上之所求于下者亦愈多，法令遂日益滋章，而亦益为人民所不习。其未备者，奸吏既得以意轻重；虽有其文，而编排不合部次，用者又得上下其手；而人民益苦，风俗亦愈益薄恶矣。秦、汉之世，盖正其时也。职是故，当时之所急者，乃在删除繁冗，依条理纂次。然终汉世，迄未能举其事。其所行者：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据《晋书·刑法志》。《后汉书·梁统传》载统疏曰“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辞不别白。《注》引《东观记》与《晋志》同。惟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作轻殊死刑，又哀帝建平元年下无尽四年三字。光武建武二年，诏议省刑法。本纪。十四年，群臣上言宜增科禁。杜林奏宜如旧制，从之。《后汉书·林传》。梁统以为法令轻，下奸不胜，宜遵旧典。《后汉书·统传》。请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从。《晋书·刑法志》。桓谭疏言：法、令、决事，轻重不齐。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亦不省。《后汉书》本传。章帝纳尚书陈宠言，诏有司禁绝钻诸酷痛旧制，解袄恶之禁，除文致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二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减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以上据《晋书·刑法志》。《后汉书·陈宠传》略同。惟陈忠奏上三十二条作二十三条，未知孰是。虽时有蠲革，而旧律繁庑，未经纂集。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仪，表奏之。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后书·应奉传》作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版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后书》此处作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后书》作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云云。于是旧事存焉。以上亦采《晋志》。《后书·应奉传》略同。魏明帝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其后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旧律所以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云云。其所定：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分律令为劫略律、诈律、毁亡律、告劾律、系讯断狱律、请赇律、兴擅律、之留律、邮驿令、变事令、惊事律、偿减律、免坐律。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劭，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大傅郑冲、司徒荀觊、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大守周权、齐相郭颀、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劭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权设其法，大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四年五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以上皆据《晋志》。是为《晋律》。自《晋律》定后，历代大体相沿，无大改变矣。盖自战国以前，为法律逐渐滋长之时，至秦、汉，则为急待整齐之世，然皆徒托空言，直至曹魏而后行，至典午而后成也，亦可谓难矣。汉世小小改正，尚有见于史者，如汉惠帝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高后元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文帝二年诏曰：“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更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光武建武十八年，蠲边郡盗谷五十斛死之法，同之内郡，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