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第23/34页）

郡国都尉之罢，一时似无甚关系，然未久而其弊即见。应劭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驱以即敌，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财货粪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郑泰策关东义兵曰“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三国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后汉书·泰传》本之。王朗奏言“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或商贾惰游，或农野朴钝；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三国志》本传《注》引《魏名臣奏议》。司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今虽五等不可复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三国志》本传。凡此所云，并足见民兵之废，其诒患为如何也。

民兵之制既废，募兵之法旋起。《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之。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李斐曰：“平居发者二十以上至五十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为奔命。奔命，言急也。”师古曰：“应说是也。”案《后汉书·任光传》：光武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光劝云“可募发奔命，出攻旁县，若不降者，恣听略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此明是临时选取。光武自信都而北，所过发奔命兵；《本纪》。武陵蛮围刘尚，诏宋均发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传》。盖亦此类。窃疑奔命本指发及羸老，后乃变为选取精勇也。《汉书·王莽传》：莽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议满三十万众，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勇士，盖即李陵所将勇敢五千人之类，此亦当出召募。《淮南衡山王列传》，言时有欲从军辄诣京师；而卫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则其时之人颇乐从军。^{(49)此召募之所以易集。马援击五溪蛮夷，以十二郡募士，则募兵之用渐广矣。丧乱之世，民无所归，或自托于营伍，故欲募兵更易。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欲合兵能多得。《本纪注》引《魏武故事》。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孙策入曲阿，令告诸县：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吕又迁巴西大守。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皆募兵易得之证。然《魏志·杜畿传》言：卫固欲大发兵，畿说其徐以赀募，遂延至数十日乃定，则调发之成规尚存。田况之守翼平也，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赤眉闻之，不敢入界。《汉书·王莽传》。羊续之守廉江也，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势力战，大破黄巾。则未经训练之众，苟临时有以部勒之，亦未尝遂不可用。孙策绝袁术书，论当时山东义兵曰：“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然又曰：“今四方之人，皆玩敌而便战斗矣。”本传《注》引《吴录》。可见风气转变非难。韩信之背水为陈，自言驱市人而用之。戾大子之叛，驱四市人以为用，见《汉书·刘屈氂传》。此信言之明验。故先汉之七科谪，贾人居其四焉。此承战国之余俗，人人习兵使然。然先主之起，实赖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多与之财；而孙坚从朱俊讨黄巾，亦募诸商旅以为用；可见右武之遗风，东京末犹未尽泯。苟能善用之，固未始不可以戡乱御侮也。然是时之取兵，则有如袁谭，名为召募，实则放兵捕索者。又有如孙休，使勅交阯大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者。吕兴之乱，由此激成，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诏。案吴发调之弊亦极甚。陆逊陈便宜极言之，见《孙权传》黄武五年。曷怪民之视充兵为畏途，而民兵之制，日益废坠哉？}

外强中弱，自前汉时已肇其机。光武之定河北也，实以上谷、渔阳突骑。《后汉书·景丹传》：从击王郎将儿宏等于南䜌 。汉县，今河北巨鹿县北。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可见是时突骑之强。然《吴汉传》：广乐之战，广乐，城名，在今河南虞城县西。汉以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则突骑中实颇杂异族。窦融欲据河西，而曰：“张掖属国，精兵万骑。”则西北情形，亦与东北相类。后汉大举外攘，每多兼用蕃兵。如永平十六年、永元元年之伐北匈奴，南单于而外，又有羌、胡、乌桓、鲜卑。延平元年西域之叛，梁懂以河西羌、胡赴之。永建元年辽东鲜卑寇边，耿晔以乌桓率众王击之。任延守武威，选集武略之士千人，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皆是。甚有以戡内乱者，如陈球被围，度尚以幽、冀、黎阳乌桓骑救之是也。腹里空虚，边垂强悍，遂成偏重之势。虞诩言：凉州“习兵壮勇，实过余州。”傅燮言：“边兵多勇，其锋难当。”郑泰言：“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犹载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又言：“天下强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谷、湟中、义从、西羌八种，皆百姓素所畏服。”蔡文姬之诗曰：“卓众来东下，兵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此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吟，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危祸？”读此，乃知当时董卓、李催、郭汜等残暴无人理之由。边章、韩遂为寇，邹靖欲开募鲜卑，应劭驳之曰：“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数犯障塞，且无宁岁。惟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大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同为中国之民，犹必主军强于客军，乃能藉以为用，况其为异族乎？此五胡之乱之一大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