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第12/34页）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宣帝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成帝永始三年，临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与部刺史举惇让有行义者。元帝建昭四年，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举茂材特立之士。此为汉世遣使聘贤之事。其特诏征召者，则以后汉为多。《后书·逸民传》言：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肃宗亦礼郑均，征高凤。其后顺帝备玄纁玉帛，以聘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问失得，李固称其犹待神明。然所征之士，竟无他异。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声，无益于用。其中如黄琼者，固足以雪斯耻，然究不能多得。此则其时风气之敝也。此节采《后汉书·左周黄传》、《逸民传》、《方术传》。
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云自董仲舒发之。(22)仲舒对策曰：“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其意盖欲以求非常之才也。《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事在仲舒对策前数月。盖创始虽与仲舒无涉，其后以为恒典，或由仲舒之言；又古书记事，岁月多不审谛；不可泥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说，谓州刺史状州中吏民茂材异等，岁举一人。《志》则谓郡举孝廉，口二十万一人。《后汉书·丁鸿传》云：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一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此事当在和帝永元四年至六年之间。《传》记此事于窦宪自杀之后，宪自杀在永元四年六月，而鸿以六年卒。及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盖所以抚慰边垂也。《三国志》：魏文帝黄初二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盖承大乱之后，人户凋零，故口率之科，亦宽于平世矣。
汉武帝元朔元年，以诏书令二千石举孝廉，而或至阖郡不荐一人，令有司议不举者罪，盖其初之难进如此。乃《后汉书·种暠传》言：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余助我求之。”则举之者与所举者，皆已视为利途矣。于是考试之法出焉。(23)《左雄传》：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后汉书·樊鯈传》：儵上言：郡国举孝康，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三国·蜀志·秦宓传》：宓奏记刘焉，亦言海内察举，率多英俊而遗旧齿；此限年之由也。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帝从之。此事在顺帝阳嘉元年。见《纪》。史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焉。雄所建白，胡广与郭虔、史敞，皆不谓然，见《广传》。其说似无足采。其后黄琼以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及魏文帝黄初三年，诏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华歆传》谓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帝从其言。盖人物凋敝，故复稍宽其选矣。汉世用人，多本行实。昭帝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帛遣归，已见上节。宣帝地节三年，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冯唐传》：唐以孝着为郎中署长。郅恽守长沙，以孝子为首举；张酺守东郡，以王青三世死节，擢用极右曹；黄香年十二，大守刘护召署门下孝子；皆见《后书》本传。又《韦彪传》：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诏下公卿朝臣议。彪言“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皆汉世用人重行实之证也。或则试之以事。元朔元年，有司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则当时孝廉分为两项。孝本行实，廉必历事，故和帝永元五年诏：谓郡国举吏，“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也。孝廉虽不限曾历职者，然欲观其材能，自以曾历职者为宜，故孝宣又有吏六百石不得举廉吏之诏也。后来此意微矣。所谓策问者，亦以其人为通于政理而咨询之，非以其人为意存冒滥而考校之。《文献通考》三十三云：“自孝文策晃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又言：“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皆策问意在咨询之证。后世则名为策问，实与射策无异矣。然意存冒滥者渐多，加以考试之事，遂终不可免。章帝建初五年诏，称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可见言语笔札，已渐见重。左雄建策，则纯乎考试矣。此后世科目之先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