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唐帝国自此衰（第4/10页）

怀恩之难虽平，吐蕃之患，初不因之而遽澹。大历元年九月，陷原州，今甘肃固原县，没蕃后置于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二年、三年，再寇灵武，至于邠州，京师为之戒严，时京西之军，在凤翔者为李抱玉，而马璘居邠州。朝议以其力不能拒，乃以郭子仪兼邠宁庆节度，移镇邠州，而徙璘于泾原。五年八月，元载请置中都于河中，秋杪行幸，春中还京。史云以避蕃戎侵寇。然又云：“载疏大旨，以关、辅、河东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师，创置精兵五万，以威四方。”则意实不专为避敌。又云：“其辞多捭阖，欲权归于己。”未免深文周内。《旧书•本纪》。本传略同。盖是时诸将实举不足恃，故发愤欲别练也。马璘、李抱玉，俱称良将，然《旧书•抱玉传》言其无破虏之功，《璘传》亦言其无拓境之功，此当时舆论也。郭子仪军政，亦极不肃。相州之败，《通鉴考异》引《邠志》曰：“史思明自称燕王，牙前兵马使吴思礼曰：思明果反，盖蕃将也，安肯尽节于国家？因目左武锋使仆固怀恩，怀恩色变，阴恨之。三月六日，思明轻兵抵相州，郭公率诸军御之。战于万金驿，贼分马军并滏而西，郭公使怀恩以蕃、浑马军邀击，破之。还，遇思礼于陈，射杀之。呼曰：吴思礼陈殁。其夕，郭公疑怀恩为变，遂脱身先去，诸军相继溃于城下。”《通鉴》不取其说，而载：是岁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光弼以檄召之。用济曰：朔方非叛军也，乘夜而入，何见疑之甚邪？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仆固怀恩曰：“邺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是反也。其可乎？”胡三省《注》曰：“观怀恩此言，则邠志所云，亦可以传信。”案朔方将士，皆乐子仪之宽，故他人不易代将，后来子仪一出，而怀恩之众即离，其故亦由于此，谓子仪是时，以疑怀恩之叛而脱身先去，恐非《实录》，然其先去则真矣。此时虽不置统帅，然子仪以其位望，实自然居于率将之地，谓其去牵动大局，亦必非诬。此等军而可以御敌乎？安史乱后，唐所倚仗者，为朔方军，而此军实不足用，借重蕃兵，授人以柄，而安史余孽，仍病养痈，其症结实在于此。元载于大历八年夏，大城奉天，又于九年下诏大阅，见《旧书•本纪》及《吐蕃传》，所调之兵，虽不皆至，然其所调动则颇广。皆可见载于是时，确有整军经武之志也。八年八月，卢龙朱泚遣弟滔以精骑五千诣泾州防秋。明年七月，泚复身入朝。于是以子仪、抱玉、璘、泚分统诸道防秋之兵。时吐蕃得原州，弃而不居，元载议城之，以与灵武相连接。田神功沮之。上迟疑不决。会载得罪，乃止。郭子仪于九年上书论备蕃利害曰：“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比于天宝，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又得马璘牒，贼疑涉渭而南。臣若坚壁，恐犯畿甸；若过畿内，则国人大恐，诸道易摇。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众，外畏内惧，将何以安？制胜之术，力非不足，但虑简练未精，进退未一，时淹师老，地阔势分。愿陛下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镇数千，大镇数万，空耗月饩，曾不习战。臣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陈，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读此疏，可见唐中叶后宿兵无用之地，而边备空虚之状。然当日西垂诸将，暮气已深，果抽内地之师，俾之训练，又能收御侮之效欤？此元载所以发愤而欲别练也。

西川一方：代宗初，高适为节度使。以吐蕃渐逼京畿，曾出师以牵制之，无功。松、维顾相继陷没。代以严武，破吐蕃兵，拔当狗、盐川二城。永泰元年，武卒，郭英乂又代之。以苛酷狂荡，为西山都知兵马使崔宁所覆。后遂以宁主西川。大历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亦频破蕃军，然侵寇仍不绝也。蕃寇初入，西北最急，故徙当、柘、悉、静、恭五州于山险以避之。自南诏合于吐蕃，而西南亦告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