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唐帝国自此衰（第2/10页）

《旧书•越王系传》曰：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寝疾弥留。皇后张氏，与中官李辅国有隙，因皇太子监国，谋诛之。使人以肃宗命召太子入宫，谓之曰：“辅国久典禁军，四方诏令，皆出其口。顷矫制命，逼徙圣皇。今圣体弥留，心怀怏怏，常忌吾与汝。又闻射生内侍程元振，《元振传》：以宦者直内侍省，累迁至内射生使。案以宦者将射生手，故曰内射生使。结托黄门，将图不轨。若不诛之，祸在顷刻。”太子泣而对曰：“此二人是陛下勋旧内臣。今圣躬不康，重以此事惊劳圣虑，情所难任。若决行此命，当出外徐图之。”后知太子难与共事，乃召系，谓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图平祸难。”复以除辅国谋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系曰：“能。”后令内谒者监段恒俊与越王谋，《旧书•后传》：中官与谋者，有朱辉光、马英俊、啖庭瑶、陈仙甫等。《通鉴考异》曰：《代宗实录》、《唐历》、《统纪》、《系传》，皆以段恒俊为马殷俊，则二者即是一人。后辉光、庭瑶、仙甫皆配流，惟恒俊见杀。辉光，他篇亦作光辉。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辅国。元振握兵于凌霄门以候之。太子既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此事。圣恙危笃，吾岂惧死不赴召乎？”元振曰：“为社稷计，行则祸及矣。”遂以兵护太子匿于飞龙厩。丙寅夜，元振、辅国勒兵于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谋内侍朱光辉、段恒俊等百余人，幽皇后于别殿。是日，皇后、越王，俱为辅国所害。辅国与代宗，不闻有衅，张后欲除辅国，岂得召代宗谋之？若云代宗实阴疾辅国，故可与之谋，则辅国初未有废代宗之意，即位之后，何时不可图之，何必汲汲于监国之日？故知史所传必非其真。据《新书•本纪》：辅国是时，实并杀兖王僩，及六月，又追废张后及系、僩，皆为庶人。《代宗实录》：群臣议系、僩之罪曰：“二王同恶，共扇奸谋。”以系代代宗，非适非长，名实不正，而僩则异是，疑后与系实欲替代宗而立僩也。新旧《书•僩传》，皆曰宝应元年薨，盖讳饰之辞。其《定王侗传》，亦皆曰宝应初薨，疑亦不以良死。唐京师之兵有南北衙。南衙者卫兵，北衙则禁兵。禁兵，玄宗时耗散，肃宗即位，乃复稍补。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与羽林、龙武，并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总号曰英武军。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靖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其时禁兵实较卫兵为亲，力亦少强。辅国虽专掌禁兵，其关系实疏，元振则身为射生军将，故张后欲行诛，辅国不得不藉其力，而事定未几，又为元振所覆也。

丁卯，肃宗崩，代宗即位。尊辅国为尚父，事无巨细，皆委参决。五月，加司空、中书令。程元振欲夺其权，请上渐加禁制。乘其有间，罢其判元帅行军事，闲厩已下使名，并分授诸贵，仍移居外。辅国本赐内宅居止。辅国始惧，茫然失据。诏进封博陆王，许朝朔望。十月十八日夜，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首、臂而去。诏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代宗之去辅国，可谓甚速。然程元振又以功拜飞龙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寻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专制禁兵，威权赫然，无异于辅国矣。

安史之乱，首尾不过七年，所扰乱者，亦不过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唐室复振，理实非难。然终于不振者，则潜伏之乱原太多，至此一时俱发，而朝纲之陵替，尤其大焉者也。肃宗之世，宰相之可用者，莫如房琯与张镐。《新书•琯传》曰：帝虽恨琯丧师，而眷任未衰。崔圆自蜀来，最后见帝，琯谓帝不见省，易之。圆以金畀李辅国，不淹日被宠，遂怨琯。《镐传》曰：镐兼河南节度，都统淮南诸军事。帝还京师，诏以本军镇汴州，捕平残寇。史思明献款，镐揣其伪，密奏不宜以威权假之。又言许叔冀狡狯，临难必变，宜追还宿卫。时宦官络绎出镐境，未尝降情结纳，自范阳、滑州使还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毁镐无经略才。帝以镐不切事机，遂罢宰相，授荆州长史。是两贤相皆以宦官败也。又《吕諲传》：諲以上元初为相。中人马尚言，素匿于諲，为人求官，諲奏为蓝田尉。事觉，帝怒，命敬羽穷治，杀尚言，以其肉赐从官，罢諲为太子宾客。一怒而至于如此，度其时宦官所为，必有坏法乱纪不可忍者，然非帝纵容之于平时，何以至此？唐自黄巢起事前，实无时不可有为，而终于不振者，则宦官之把持政柄实为之。宦官所以能把持政柄，以其掌握禁兵，此事虽成于德宗，而实始于肃宗，故肃宗实唐室最昏庸之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