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第4/5页）

“忠烈”，是程学启的谥号。此文叙述“擒斩”降人及此后的戒严、清场甚详，但这不是重点，我所注意者，独在此句：“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这一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句揭示了程学启这个“骗降”者的真面目。洋澄湖谈判，到底谈定了什么条件；李鸿章的报告里根本没说，而是模糊其辞，一笔带过：

“该伪王汪安均、郜云官先后密约程学启，单骑相见于城北洋澄湖。情词恳顺，求勿开炮轰打”；

“求勿开炮轰打”，肯定不是谈判条款。具体“密约”了什么，李鸿章此处避而不谈。《类钞》引文则说得很明白：“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然则当日谈判，包括两个部分：郜永宽等人献城、杀谭绍光；李、程则在其降后满足“三事”。所谓“三事”，即“留半城屯其馀众”、“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受翎不薙发”。这三件事，和李鸿章报告中所谓降人的非分之请略有出入，报告中说“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坚求准立二十营”；区别在于营数。“百营”必是误记，因为淮军营制规定：包括营官在内，每营限额五百零五人，百营，那就是五万多人。而当日淮军人数总共还不到三万人，必不可能同意保留差不多是己军人数二倍的降军。李鸿章所云“二十营”之数，即一万多人，更符情理。但不管是一万还是五万，对于只有二万多人的淮军来说，都是一个不可能消化的数字。

“留半城屯其馀众”和“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是一个意思，即苏州并非全部由淮军控制，而是两军共管。降军所以要保留二十营，并非编入淮军，而是用来屯守苏州“半城”。

“受翎不薙发”和“讵郜云官并未薙发”；郜之保持“长毛”发型，乃经洋澄湖会议商定，早有成议，并非违约。

“三事”以外，李鸿章报告还多出一条，就是“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此或《类钞》漏记，或是李鸿章捏增，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乃是这些条件根本就是洋澄湖谈判确定并经戈登担保的“成议”，而不是降人开门迎师后临时增添的“动议”。

限于国体（如“受翎不薙发”）、政体（如“奏保总兵、副将”），程学启早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而“亦允之”，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早日拿下苏州。当时战局，实有利于淮军，假以时日，必能力取。但如前所述，军机处和曾国藩正在催调黄翼升水师，并已发下最后通牒：再不应调，即兴参办。果真参办，水师势必调离；水师调离，城围势必松懈；城围松懈，克复必成虚愿。程、李当日并不能预知苗沛霖即将覆灭，而是以为黄翼升水师必在短期内离开江苏，赴淮协剿。那么，如何在水师离开前最大限度发挥水师的作用，成为淮军战略考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水师在，可以继续攻城，但不能保证如期攻下；水师不在，则遑论攻城，并因此减轻敌军的压力，得随时提防敌军的反攻倒算；江苏攻守大局，敌我消长之势，将为之大变。为避免出现此种局势，其战略决策必须遵守如下原则：招降较之克城，用力较省，用时较短，故攻城不如招降。投降、受降，须进行谈判；水师随时可能调离，则谈判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水师撤离，敌方压力骤减，便会拒绝投降。谈判要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纠缠细节，有求必应，甚至主动牺牲权益。于是，程学启在洋澄湖谈判中，答应了所有不合理、无法履行的条款。于是，郜永宽等人在五天内履行了合同义务，于二十五日来到淮军大营，要求李、程履行相应义务。于是，李、程因无法执行合同，遂悍然违约，杀人灭口。

李鸿章、程学启鉴于水师不日离苏的现实困难，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不可执行的法理局限，以杀降代替抚降。这就是杀降事件的真相。

谈判初始，程学启欺骗了郜永宽等降人以及戈登这个保人。随即，向李鸿章汇报，并告知事成后杀降的“方略”。李鸿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所以如此之故，无非三个原因：首先，谈判条款过于离奇。李鸿章知道朝廷不仅不会同意，甚至会因此进行责罚（胜保于本年初被杀，罪状之一就是“养筴贻患”）；其次，倘若因此不得不杀降的话，前所列举杀降之祸及舆论压力，必将集矢于作为统帅的己身，自己应否承受？能否承受？最后，戈登身为保人，杀降势必玷污他的名誉。彼人一怒之下，是否会引发常胜军和淮军交恶乃至“开仗”，甚而导致中、英两国的外交危机？场面闹大，能否“驾驭在我”，实无把握。他“三昼夜，不能决”，程学启可没心思看他“踟躇”，故“以（离）去要（挟）之”。但求成功、不择手段，即所谓“小人无忌惮”的很忍之心，终于占了上风，就这样，他半推半就参与到杀降事件中，并着手布置善后事宜。程学启对降人可以一杀了之，李鸿章作为一军统帅，乃是最终责任人，则需考虑到事后的危机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