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版卷后琐语

这一本集子收录了我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历史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仍然有关。

自明朝至现今的一段，原拟定也照同样体裁叙述，出版者还盼望我出一本《赫逊河畔再谈中国历史》。只因历史的进展成螺线式，愈至后端积累的分量逾重，内容也更复杂，其内容不容易保持文艺副刊的风格及篇幅的限制，而我目下也有好几种工作，不容易摆脱。所幸已有《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英文本China：A Macro-history（中文本题为《中国的大历史》可望于年内出版）及《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已在台北编排完毕，即将出版，英文本也在编撰中），都由作者执笔。读者不难从此中看出，上述前后连贯的特性并未因元朝而中断，可以由明清而持续迄与今日。而且在20世纪末季，中国的历史也确切的与西洋文化汇合。

对大陆的读者讲，则因上述书刊尚待问世，刻下有将所谓“持续”及“汇合”两点扼要作梗概的报告之必要。

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和十多个到二十个的小朝代，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我们仍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地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在第一第二帝国之间有过三个半世纪之上的分裂局面（晋朝之统一没有实质）。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迥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方面看来，其性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两个帝国之间，也有了元朝作转变和缓冲的阶段。以上都经本书道及。

朱元璋于1386年创建明朝，他的种种措施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实为不利。他看到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如纺织业、冶金、铸币、水运等）为主体造成行政之张本，结果节节失败，却没有看透其原因乃是带服务性质的事业（民法、商法、保险业及银行等）没有展开，私人财产权缺乏固定性，无从在数目字上管理。他只凭己见认为凡是提倡扩大经济范围的说法即是“与民争利”和“聚敛”，亦为道德败坏之征象。明实录的《太祖实录》里有这样的一段：“上曰：‘……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进竞，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次无敢以财利言者。”朱元璋也曾斥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杨炎“得财有限，伤民无穷”，而自谓“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他用这种思想作出发点，又将撙节的宗旨一再宣扬，各地区的赋税数即立碑刊刻于户部。兹后数百年正是西欧各国飞黄腾达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帝国即因其所赋有的永久性格，长期蛰伏着不图长进，我们也可视之为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一种反动。

明朝的财政与赋税以较落后的部门（如人丁之丁、谷米之石）为基础。300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用代役金所免除之“役”，此时又全面恢复，而以人身服役为原则，即各级衙门所用文具纸张，桌椅板凳，军队所用兵器弓箭，公廨之整补修理均无预算之经费或供应之承办者，而系无费由各地里甲征集而来。朱元璋更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造成大批冤狱去打击巨家大室，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1397年户部报告，尚有七百亩田产以上者，全国凡14341户，其名单也进呈“御览”。如此造成全国皆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庞大之扁平体，由高高在上的皇帝指挥，虽有短期间之平等，而缺乏经济上之组织与结构。

唐宋时之转运使在各地区间活动，手中有大量物资周转，明朝放弃此种办法。朱元璋的财政体系成熟之后全国充满了此来彼往的短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以接受二三十个县的接济；一个县也可能向一打以上的机构交纳财物。户部不再成为一个执行机关，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会计衙门，只能核销小数目此来彼往的供应，无从筹牟全局的重新分配，在此情形之下，服务性质的事业也永远无法展开。大凡现代化之前，民间的经济组织，有赖于政府官衙交往开始。意大利的银行家即因代教皇输纳各地的十一捐而发轫，日本的“藏元”和“两替”也系承差于幕府及各大名，才开始出头露面。中国明清间的商人始终无此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