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

1987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心头夙愿。1946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词，都已经感慨系之。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九一八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市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96%，所以少数民族纵可能产生局部的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所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chauvinism）。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初起时，纯系一种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s）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19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Celts）与意大利人（Romans）、丹麦人（Angles）、德国人（Saxons）、法国人（Normans）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销。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来已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其为汉人实系公元2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9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写历史，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是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34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却只有125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至。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我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见的一个名词？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