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第2/2页）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地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的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的领袖，率多汉化，并且很多带有汉人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地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的关系虽没有言明，但是“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刘曜的继承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人，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这种趋势不断地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汉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的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三〇至卷八六，其中列有542人之传记，除其中段匹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215人，司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62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书》说及他“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于公元433年为宋帝所诛。这一方面表示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一方面则又表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

华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酝酿外，也有类似情形，他们尚有自动设防不受节制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魏书》食货志则说在北魏486年立“三长”以前“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并且“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样下层机构没有改变，中国无统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