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第2/3页）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以至于他虽“本志有限”，最后总是弄得不能放手，他的威势和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笃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濬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311年洛阳沦陷，317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宋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369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有看到演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地劝他读书，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归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物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抽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性的大众读物。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剑砍石块成十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高读者兴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操之阴险，枣红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美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