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东汉的十三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四十岁。桓帝去世时年三十六、灵帝三十四，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十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公元159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二十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做了十二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形势不能继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没有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愁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眼水汪汪地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个大髻，轻松地斜挂鬓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三万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第。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踯躅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务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三百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六十一年的寿命。可是梁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地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