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为“大清国”个人奋斗的洋人：华尔（附戈登）（第6/20页）

文翰是个极其务实的老牌帝国主义政客，在做足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报英国政府，表示太平天国在中国不可能成功，但为了更大限度地勒索清朝政府，英国应继续“中立”，以观事态发展：

在事态更为明朗化以前，参加任何一方都是为时过早的。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救助皇帝军。固然，为了英法两国在中国海的海军，无疑地，皇帝是可以重占南京和镇江的，但是这或许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很明显的，皇帝军已如此丧魂落魄，我们要不在陆上也采取行动，那么就是外国火力把南京城墙轰开了，他们也会不敢进城，就是进了城，占领了，等到我们军舰从城下撤走以后，他们也不能守住南京城……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

再没有比当前危机中商订新约更为不合时宜了。和谁去签订新约呢？和皇帝订吗？假定一切进行顺利，他也和我们一样地急于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订这个条约的头一个条件就是给他援助以压服叛党。我以为这乃是暂时还不能接受的要求，也全然和政府所规定的政策路线背道而驰。就说给皇帝援助罢，那也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而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迅速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达到目的。花了大量的金钱，毫无目标，只不过面对叛党，把我们自己送上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而已（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因此，我认为现在根本不必去谈和帝国政府缔结新约的事情。

我承认我看不出当前斗争有迅速结束之望，如果叛军占领北京，则将有多年的、不利我们商务的战争。但纵使如此，我也认为遇有适当机会和叛党协商时，我们从叛党手里所可获得的政治与商务利益，也大可超过皇党。和叛党交涉，我们要对付一班新人，直到今天为止，就我们所知者而论，这批人并不像不向我们就范的样子。而和皇帝打交道，我们会发现他和从前一样傲慢自大，反对和我们扩张中外关系。（1853年8月4日文翰写给克拉克敦的信）

1854年初，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接替文翰职位，他仍旧抱有英国人的审慎态度，不尽信文翰之言，派自己儿子等人为使节出访南京。结果，这些英国人发现太平天国的王爷们怪力乱神不说，还妄自尊大得厉害。与之相比，满清政府虽然与英国和西方长期矛盾，但迄今为止已经是个成熟的“正常”国家，起码知道怎样和西方人搞外交，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则是一群根本不知道“文明”为何物的造反者。

从那以后，各国政策逐步向满清政府一方倾斜。上海小刀会起事后，在上海的英、美、法首先明确立场，与清军协和作战。清政府对此大为满意，把海关管理权交予三国，以示投桃报李之意。紧接着，天京事变的发生，更坚定了洋人们的判断力：太平天国终不能成事。

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而言，他们心中没有“信义”，只有“利益”。

看准了清朝军队与太平军在中国互杀消耗之际，1856年，英国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首先炮轰广州，以弹药再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以有长江航行权为名，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巡游。太平军着慌，朝着英国炮舰一阵乱轰，双方互相射击。一向自大的洪秀全着了慌，对英国在长江上的航行权马上予以承认。由此，西方各国纷纷接踵进行炮舰外交，深入南京试探太平天国的底牌。特别是1859年初夏洪秀全那位喝过洋墨水的族兄洪仁玕来天京后，太平天国与洋兄弟们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好景不长。李秀成在1860年年中向上海的大进军，真实触动了西方各国在上海的实际利益。他们逐渐放弃“中立”立场，逐渐转向支持华尔的洋枪队，开始以武力与太平军相抗。

何伯与太平军交恶，同时他也十分厌恶华尔。听说这个美国“骗子”回到上海后，他立刻自率军队乘炮舰四艘直扑松江，把二十多位华尔手下的英国逃兵与华尔本人一道抓起来，押往上海。

洋枪队虽然厉害，但非常害怕何伯的坚船利炮，只能眼巴巴望着自己的“领导”被人逮走。

危急时刻，幸亏华尔的老朋友上海商人杨启堂有主意，他与上海道台吴煦开据出一张盖有清廷大印的证明，递送英美方面，表示说华尔是“大清子民”。

本来，何伯已把华尔交给美国领事受审，罪名是华尔破坏美军在中国的中立行为，非法进行战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