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即1853年1月至2月间(准确时间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时的太平军,威势赫赫,已经有50万人的规模(包括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眼看着清朝在江苏、安徽、江西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清廷震怒之下,把时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的徐广缙逮治入狱;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防江苏、安徽;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可见,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不可谓不重视。火上房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其实效用不大。何者?从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城内的满人、汉军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阖家自杀的不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平军毫不留情,特别是对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来援的官军,基本全部杀掉。投降的也杀。只有对在武昌迎降的守将,太平军才稍显仁慈,留下几个当“参谋”。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心态,太平军对于武昌城内各处监狱犯人无问情由,尽数放出。不少当地地痞流氓趁机与犯人们一起,红帕裹首,冒充太平军,日夜四出,恣意搜抢民财。他们连穷巷陋室也不放过,皆抢个空净,丝毫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由于当地居民害怕太平军,见面就下跪呼为“王爷”,对这些老乡贼人,就背地叫他们“本地王爷”。武汉人的穷幽默,可见一斑。

文化宣传工作自不可少。太平军在武昌城大规模刻印宣传品,号召居民入拜上帝会,每25人为一馆,青壮年(包括妇女)均着短衣,持“圣兵”牌号,入城外军营参加训练。同时,严命民间向上交纳一切财物,除金银珠宝外,钱米、鸡鸭、茶叶,甚至连咸菜也要上缴,称为“进贡”。得物后,太平军发给缴纳者一张“凭证”,上书“进贡”二字,下钤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后就会被按住打屁股,一般会打数十下,鲜血淋漓,以示警告。由于逼索严苛,民众逃亡不少。

纪律方面,太平军对强奸处罚最严,只要被查出有奸淫妇女行为者,会立刻遭到斩首。数天内,血淋淋人头数百悬于汉阳门外,大多为犯奸污妇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对“贼”的印象,一是这些人皆长发,红帕包头;二是太平军所有人均“短装”,即使穿紫貂海龙外套,也中间一剪断之;三是发觉广西的客家“女贼”皆“大脚高髻”,气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货物。她们身穿绫罗绸缎,背扛粗包兵仗,很让人印象深刻。至太平军从武昌撤走时,这些“贼妇”开始强抢当地妇女首饰,见有鲜亮衣衫,也夺之而去。武昌妇女当然打不过这些大脚“花木兰”,忍气吞声任其抢走自己身上心爱之物。

在武昌的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那里“讲道理”,场面宏大,每次均敲锣呼唤地方居民以及新入会的人员临听,宣讲“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东王”的“操劳”,让大家一心一意跟随“天王”打江山。

据身临其事的文人陈徽言《武昌纪事》上讲,太平军在阅马厂建一高台,每日临讲的是一个“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蓵,俨然踞上座。另一童子,执乃传贼,挥蓵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这位宣讲“大师”应该不属于“广西老贼”,他能用“官话”宣讲,可能是湖广一带入拜上帝会的儒师或乡间冬烘塾师。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国高层,因为除洪秀全、黄文金、曾天养外,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

“讲道理”大会期间,也有不和谐之音。陈徽言本人讲,他曾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推开众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宣传“大师”所讲的内容是摧毁儒学道统。老羞成怒之下,“大师”立派太平军士把此人四肢分绑,准备五马分尸。见对方这么没“风度”,抗辩人笑言:“我死得其所,不忘儒宗,终于于地下见祖宗!”怒极的太平军首领把“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命令兵士甩鞭打马。可这五匹马从来没搞过这种“专业”训练,不知分头跑,拖拉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宣讲“大师”亲自下台,抽刀砍死了这位挺身抗言的“封建卫道士”。

太平军并不想在武昌久留。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初二),由于向荣、张国梁兵在东部大举进攻,太平军把夺取的官银和物资捆载至船上,逼使几乎所有武昌的男性居民上船,然后自武昌直下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