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饮食（第6/11页）

学者周越然曾盛赞苏州的小吃：“瓜子香而且整，糖果甜而不腻，其他如小肉包、良乡栗子及一切小食，使人人有口不忍止、不顾胃病之势。”

苏曼殊喜食甜食，尤好采芝斋糖和麦芽塔饼。麦芽塔饼是吴江一种民间食品，用麦芽和苎捣烂做成饼，里面是豆沙馅，杂以枣泥脂油。这种饼味美无比，但不好消化。常人能吃三四个，已属健胃，苏曼殊则一气能吃20个。除了上列两种，苏还爱吃酥糖、可可糖、粽子糖、八宝饭、摩尔登糖，曾自号“糖僧”。

江南多水乡，船上生活是一景，船菜是当中的一样。船菜顾名思义，即船家做的菜。民国年间，船菜在苏州一带颇为盛行，这也是一般饭馆所比不上的。因为船菜只备一席，小锅小灶，做一样是一样，汤水不混合，材料不马虎，每样都有它的真味。又由于船菜质量好，坐在船上吃喝，十分逍遥安舒，还可以眺望、谈笑，玩个夜以继日，因而当年快船常有求过于供的情形。

苏州的许多小吃，如糖山楂、桂圆糖、脆松糖、排骨、酱牛肉、五香豆等都风味独特。星社成员徐碧波迁居上海后，还常托苏州的友人代买吴苑茶馆的五香豆。

民国时，苏州观前街有一家叫王宝和的酒店。据曹聚仁感觉，这家店的酒很不错，但店里只卖酒，不卖下酒菜。店外面以少女少妇为主的酒菜贩子则川流不息，有粉蒸肉、烧鸡、熏鱼、烧鹅、酱鸭以及各色卤味。她们各卖各的，任酒客选择。酒客各样切一碟，便摆满了一桌子，吃得喝得津津有味。曹聚仁说：“这便是生活的情趣。”

女作家中烟酒都好的，赵清阁算一个，这在她的多篇游记中都曾提及。如1936年秋天游苏州时，她写道：“临行前一小时，我还和表姊等在一家洁净雅致的小酒馆持蟹畅饮。有名的清水蟹，肥硕而味美。与故人对酌谈心，真有不醉无归之感！”12年后，赵清阁重游苏州，住在花园饭店写剧本。她写道：“天黑了，凉台上有电灯，晚饭时我喝了半瓶啤酒，夜色苍茫中看垂柳，看小溪，别是一种情调。”此后几天，她在旅馆写作，几乎天天喝酒。到了第六天，剧本完稿，又写道：“我进城访友，和少卿老人把盏谈天。桌前，我们是忘年交，端起杯来他不像是六旬老人。他不服老，我也不甘示弱，我们都豪爽！……于是我醉了！平日我最爱和长者饮酒。抗战初，诗人卢冀野、画家顾荫亭，我们同客居武汉，曾以酒论英雄。后夹在重庆，我和梅贻琦先生共饮，相约不醉无归。”

1924年，周作人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所谓“下九流”如车夫、乞丐、捡破烂的、修锅补碗的之类，多聚居在高井街一带，据说有上千户人家。他们也吃也喝也赌，和富人的区别只在于方式。例如喝酒，他们的方式是：一包花生米或一块臭鱼，几个铜子的一碗烧酒，仰脖一饮而尽。醉后便四处找茬打架，弄个头破血流方休。

南京大报恩寺对过有一家叫马祥兴的清真小店，店小而名气大，一味“美人肝”更是驰誉一时。汪精卫也好这一口。抗战期间，汪常用荣宝斋的信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派车去那里买菜。所谓“美人肝”，是一种鸭胰，每只鸭子只有一个胰脏，若拼成一盘菜，非几十只鸭子不成。

张恨水在南京办报时，秋天常到城北一带赏景。他认为南京城北“空旷而萧疏，生定是合于秋意的”。他一般是绕到丁家桥，在那里的一家茶馆泡壶毛尖茶，然后在附近切两毛钱的盐水鸭子，包五分钱的椒盐花生米，再在烧饼桶上买几个朝排子烧饼，饱啖一顿后，踏着落叶回家。

1933年秋天，学者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自庐山到南京，友人在万全酒家给他接风。席间陈提起南京的一些旧事，说当年顾五的酒量无人能及。同席的卢冀野年轻气盛，虽已戒酒年余，听后似有不服，便问顾五的酒量。陈答：“饮必五斤。今不可复一矣！”卢称五斤酒自己以前肯定能喝。陈让他试试，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卢遂即席喝了五斤，自此也破了酒戒。后来陈每提及这次吃饭，必称许卢的能饮。

南京人濮友松住在聚宝门内的白酒坊，大约是沾了这名字的光，据说“能酒者盖世无出先生右者”。濮自幼喝酒，直至八十以后，无日不饮；每顿喝四五两。他的理论是：“或谓酒伤人，我谓酒养人；非酒能伤人，人自伤于酒；非酒能养我，我自养于酒也！”

1946年，郭沫若等十来人同游南京玄武湖，冯玉祥也赶来凑热闹。他们租了一条带篷子有栏杆摆着藤椅的游艇。荡游中，冯玉祥命船靠岸，差副官买来馒头、卤肉、盐水鸭、香蕉等食物，包了三大荷叶。大家也饿了，正待动手在船上野餐，冯说不忙，还有好东西。又叫副官从包里取出一瓶法国葡萄酒。冯本不喝酒，这次也破例喝了两口。冯玉祥虽行伍出身，却喜欢附庸风雅，周旋于文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