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结语

明帝国缺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军事和经济竞争的意识，因此并不关心行政管理效率。即使政治制度恶化，也不会立即导致危机，人民对行政管理不善有着相当大的忍耐力。这种不令人满意的局面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也不会引起严重的警觉。对于各种问题，明朝政府总是采取应付的态度，无意根本解决问题，这就会使这些问题蔓延开来。由此可知，明朝的制度史是非常难以分析的。早期的研究，诸如货币流通、食盐专卖、卫所制度等许多事例就已经显示出其复杂性了。军队后勤保障是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事例。自从15世纪中期开始，就一直忽视这个问题，直到100年以后，它才真正得到关注。而这个时候所能提出的办法除了是增加田赋以外，根本不可能再对军队进行重新改组。

很明显，大多数历史性问题都已根深蒂固。我们知道，如果不参照都铎王朝的改革就不能理解斯图亚特王朝的宪法危机。最近已有历史学家认为明治时代的日本事实上是与德川幕府时代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明代财政的历史必须作一个长时段的考察，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因为政府既要避免周期性的重组，又不能将各个部门截然分开，财政机构事实上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是不断变化生长的。

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常常将他们的研究题目分成许多小的专题，这易于深入地、专门地进行考察。他们在没有将每一个方面可利用的资料分析透彻之前，是不会进行最后的综合分析的。这种方法，尽管符合逻辑，但对于研究明代政府的财政则意义有限。考察视点的狭窄会使调查者陷入了很大风险，无法进行通盘考虑。所以这样得出的结论支离破碎，不能准确说明整个制度的情况与特点。以同样的方式去重新整理明代的财政数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努力将混乱的制度进行逻辑整理分析可能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但同时也容易模糊了其所希望表达的主题，叙述者的角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位财政改革家，而不是一位财政史学家。

由于可信资料的缺乏，现在对这个题目还做不到详尽每个细节。然而，管理的一般特点还是清晰可查的，所有各个方面分散的资料显示出一致的形式。

下文中讨论的主旨就是关于管理的一般特点。首先是利用几种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进行检验，然后分析其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长期后果。

第一节　过分简化的风险

王朝周期循环理论

传统的历史学家和现代的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前者关注的是道德问题，将王朝的衰落归结于统治者的个人品格，他们认为大多数王朝的开国之君多是道德楷模，而末帝则是腐朽无能的暴君。而现代学者在理论上基本上是以经济的要素取代伦理和个人的因素。

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他在其最有影响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田赋的上升和王朝的衰落》（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别强调了明清两朝。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1〕。

在描述清代时，王甚至更加直率。他写道：

腐败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样的过程：中央政府被剥夺了实际的财富与权力，它们流入了控制政府的统治阶级个人手中。这些人无法无天，他们作为官员、作为一个阶级，负有保护国家利益的责任，但作为个人，他们是腐败的惟一受益人。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官员，知道这是错误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作为一个阶级也试图保护政府的利益和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总是向贫民和庶民阶层加征税收以补偿他们逃避的税收。〔2〕

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3〕，这种额外收入并不是全部来自田赋。例如，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8677两，其中有449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辅税〔4〕。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摊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像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5〕，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也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6〕，但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7〕。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断言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