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二十五章 江南的三座大山（第3/3页）

但李肆更清楚漕运变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英华不是不列颠，只求通商卖鸦片，求的是再造华夏，而如何处置漕运，是难度系数非常高的动作，需要全盘考虑。

在李肆看来，漕运的变迁，是农业社会“官办经济”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相抗相融的一个缩影。

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偏差，漕运并非是单纯的赋税，用途也不是只供应京城粮米。

满清官员对漕运成本有过模糊的研究，算上官民两面和所有人力物耗，从江南运一石米到京城，成本低则二十两，高则四十两。如果只为满足京城粮食所需，清时民间粮市已成规模，仅只是山东临清关，每年交易粮食就高达两千多万石，直接征银买粮，耗费远远低于漕运。

不管满清政府如何看待漕运，漕运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以政府把控的超大规模粮食流动，拉起了一条单纯而脆弱的经济链。

满清政府居于这条经济链的上端，获得了数百万石可集中支配的粮食。粮食就是战略物资，所谓手里有粮，心头不慌。这些粮食用来供应京城旗人和官僚，用来跟常平仓配合平抑粮价，用来赈灾，用来供应战事所需。李肆前世历史里，满清以“截漕”的方式，灵活运用这项战略物资，国祚能绵延至二十世纪，也有漕运的一份功劳。

漕运经济链的中间环节，则牵着数百万人口的生计。这些人没有田地，以船运、纤夫、河工、码头装卸为业。他们不稳，天下难安。李肆前世，满清漕运自河改海之后，这些人口上岸，就脱离了满清政府的掌控，扩散于城镇，成了黑帮会党的土壤。

人口之外则是资本，照满清官员的算法，每年大运河沿线的“GDP”高达八千万到两亿两白银，造就了一个大运河经济带。在漕运变迁，改河为海后，大运河经济带就衰落下来，宁波、上海、天津这一条海上漕运线却兴盛起来。

还因为海上漕运线的存在，清末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民族资本的中坚，还能依赖这一项“政府订单”降低营运成本，跟外国船运业竞争，留下诸多历史佳话。而当满清灭亡，南北分裂，同时技术变革，铁路兴起，这一条脆弱的经济链就此瓦解。

漕运这条经济链不仅脆弱，还在于上端是愚昧守旧的统治阶级，下端是苦不堪言的草民，通过强行征税的方式连在一起，只能靠政权暴力维系。时势、自然、技术一变，不管怎么变手段，怎么变途径，就如大运河很快荒废一样，漕运经济也悄然消散。

漕运经济的变迁，在李肆前世历史里走过了好几百年，而在这个位面，英华正朝着近代国家急速挺进，工商势力如初生牛犊，满亚洲倾泻。蒸汽机的轰鸣声已在海面试探着响起，铁路还不敢想，可海运碾压掉漕运经济的趋势已经明显可见。

这个趋势也是李肆乐见其成的，可就像他不能坐视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段运河淤废，漕运才由河改海一样，他也不能坐视这条经济链的中间环节自行崩解。

英华要动漕运，就得为那数百万人口的生存找到出路，运河沿线，至少是江南沿线因漕运在而盛，不能让其因漕运废而废。当英华以新的经济网取代之前单一而脆弱的漕运经济链后，必须将之前依附于漕运经济的人口和资本也吸纳到新的经济网里。如果让这么多人口、资本游离于英华体制外，这就是英华得江南的失败。

这项工程太复杂，涉及面太广，因此自五年前开始，李肆和薛雪、陈万策、宋既等人就已定下基本方针，暂时不能大动漕运，多观察，多研究，分期分步骤地解决。

定下这项方针，英华北进的步骤，得江南的策略，乃至逼和满清的手段，一般人就很难看明白了。他们也难以理解，满清在江南把漕赋由粮改银的过程，实际也有英华的推动。

一般人，包括江南、湖北、江西等省的粮户们就明白一件事，他们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因改粮为银而加重了。虽然新朝又大幅降低了田亩税赋，但这帐总是算不清楚，还因吃皇粮的官员猛然压到了乡间而惶恐不安。

宋既道：“由江南现状能见，漕赋之策的分寸有偏差，臣以为，原本一些待议的举措，应该先行。”

施政最难在哪里？就在分寸……

李肆也微微叹气，这可是精细活，他忽然很想念他的小帐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