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家建构的基础：富强还是文明？（第4/11页）
杨度是很聪明的，当他观察到西方国家内外政策的矛盾性之后，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策略。在他看来，文明与否是善恶的问题，强权与否是优劣的问题。为了与诸文明强国对抗，他提出了文明与野蛮（强权）的双重对策：
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17]
杨度的策略可谓“以善治善，以恶攻恶”，对内建文明，对外求强权。以文明与文明对抗，以强权同强权对抗。事实上，杨度的逻辑也是梁启超的逻辑，文明主义的梁启超与强权主义的梁启超是一体二元，最后都统一在以文明抗文明、以强权抗强权的民族国家建构之中。
不过，文明主义与强权主义在晚清并非同样被倚重，显然是向力的一方倾斜。杨度的最后方案是“金铁主义”，以国家势力应对瓜分危机。晚清的亡国压力实在太重了，文明建设日久天长，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富强成为压倒一切、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于是，追求西方式的强权，比学习西方的文明更能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陈独秀提倡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的“兽性主义”，他认为欧洲之所以殖民事业遍布全球，日本之所以称霸亚洲，乃是有兽性也。[18]这个“兽性”就是对强大的权力意志的追求。当他们承认这个世界就是由强者统治的时候，文明便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追求国家的富强，虽然取决于发挥人的创造性潜力，取决于民智、民德和民力，而且智德的意义要超过力的意义，然而作为文明内核的智慧与德性，其内在价值至少在国家危亡的现阶段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国民能力：智力与德力。关于这一点，梁启超说得非常清楚：
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19]
世界主义是一种普世的文明理想，是公理、正义和智德主持的乌托邦，而国家主义，变成了一个被掏空了文明内核的民族生存之道，缺乏内在价值的力与富强的追求。清末民初的中国，犹如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时代，暂时搁置对文明的价值追求，试图以金铁与国家的联盟，打造一个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
这种与文明脱序的富强之路，究竟能走多远呢？
二、国本与国性问题的提出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建立了史所未有的共和秩序，但这一秩序又以政治混乱和军事强权为代价。民初的政治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新的共和制度出现了，却缺乏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宪政；表面的宪法有了，却无法转换为行之有效的宪政实践。共和制度背后所缺失的，是制度实践所必须拥有的公共文化，是共和制度之魂——文明精神。
大约从1914年起，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首领风气，开始讨论“国本”（或“政本”）问题。所谓“国本”，即国家赖以存在之本，即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义理和规范。“国本”讨论的开拓，改变了清末民初只是从权力的来源（人民主权论）或统治的效益（国家富强论）论证政治的正当性的问题，转而正本清源，从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规范入手，重新建立国家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在《甲寅》杂志诸篇讨论“国本”（或“政本”）的文章中，论述最清晰、分量最重的，要数张东荪的《制治根本论》。他首先检讨了民初议会民主制度的失败原因，指出“吾国政治上变化虽多，皆属表面，察其根本，按其精神，固仍为清之政治，未尝稍变”。[20]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皆从道德本体论而来，张东荪以及后来的陈独秀等五四启蒙思想家都相信，精神决定政治，民主政治的失败，要从政治背后的文化和伦理源头寻找根源。这就是“国本”问题的来由。
当力与金钱成为全民追逐的膜拜物之后，这个社会必定是无宗教、无道德的，利害代替了善恶，功利取代了是非。杜亚泉曾经分析过，共和建立之后，一般国民对共和原理并无理解：
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而非根本于原理。盖事实问题者，以厉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之所谓利，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我国民之推翻专制创立共和者，固欲于事实上维持国家之势力，非欲于原理上主张天赋之人权。[21]
共和有共和的原理，其乃共和的立国之本，但中国的共和革命以国家的富强为目的，国人多以利害衡量共和的利弊，一旦共和发生危机，国人觉得威权政体更适合维持国家利益，便会转而拥护开明专制。民国后来的历史果然证实了杜亚泉的担忧。民国之后，国民得到了共和，却失去了“国是”。所谓国是，“即全国之人，皆以为是者之谓”，即一个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作为核心价值的“国是”，清议也好，舆论也好，皆本于“国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有强者，不敢以为非也”。在杜亚泉看来，“我国之有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22]杜亚泉这里所指的，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与道德。辛亥革命之后，两千年的王权秩序崩溃了，儒家的文明秩序也随之解体，而新的共和秩序却迟迟不得确立。于是在民国初年，发生了“国是”的空缺，无论道德之善恶，还是伦理之是非，都变得模糊与暧昧。于是发生了杜亚泉所说的“迷乱之现代人心”。这种迷乱，首先表现在精神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