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从古代“中国”到现代国家认同（第3/8页）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认同”意味着什么？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民族国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有着自然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民族，比如汉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与国家紧密相关、合二为一的民族。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人为建构因素，与近代国家同时出现和被打造，因此nation既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翻译为“国家”或者“人民”。总而言之，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是一个整体性的人民——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与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传统民族是截然不同的。严格而言，古代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认同”，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只有文明的认同或者王朝的认同。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概念，其出现不早于晚清，最早是由杨度和梁启超提出来的。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一样，是与近代国家一起被打造的国族（state nation）。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吗？显然不可能。作为一种国族想象，中华民族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古代中国有华夏——汉民族，却没有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这一经典性观点很有道理，“多元”意味着中华民族由汉、满、蒙、藏、回等多民族组成，所谓“一体”就是指与近代民族国家具有同一性，就像美利坚民族是由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所共同构成的那样。然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在古代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到了近代产生了民族意识之后，成为自为的民族，[8]这一看法却有值得讨论的空间。我们不能将历史上的华夏——汉民族直接等同于中华民族，事实上在任何朝代里面，都存在着具体的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却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华民族的实体。不管其是否具有民族的本体自觉。

清朝建立了一个与现代中国版图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国家，通过双重的治理体制和多元的宗教信仰，将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分而治之，并整合在同一个王朝秩序之中。但清朝并没有试图打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觉悟的，只是汉民族的种族与文化意识，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本体自觉，虽然汉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脉络。在真正的中华民族本体意识中，作为主流的汉民族意识是重要的，作为支流的其他民族也同样不可缺少，最重要的是在多元性的民族意识之上，打造和建构一个与国家同一性有关的民族同一性，而这一政治的同一性，绝对不可与汉民族画上等号。

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身处草原、森林和高原等地的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

在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对文明的认同和对王朝的认同实现的。姚大力指出：“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支撑着元初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9]赵刚的研究也发现，在清代汉族士大夫讨论“华夏”与“汉人”的时候，他们对“汉人”的心态是平和乃至冷漠的，好像不是在谈论与自己同一族群的人群，而当他们谈及王朝的时候，其情绪却是格外地热烈，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特别是在对已故王朝的眷恋和忠诚上，尤为如此。与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他们不在乎这个王朝是否由异族统治，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其是否有良好的治理、是否体现了天下的文化秩序。[10]

不过，王朝认同是表象，文明认同是内核，王朝认同是有条件的，文明认同是绝对的。在王朝认同背后，是对其所代表的天下价值观的肯定。王朝只有代表了天下，才是一个在士大夫心目当中拥有合法性的正统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