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2页）

而平民的坟墓就是农家的宅院，邻里之间自然不妨串门一聚。唐人谷神子《博异志》记许州官吏李昼，夜间行路，见道旁一冢上有个盘子大的洞，夜间露出灯光。他下马走近，从洞口朝里望，“见五女子，衣华服，依五方坐而纫针，俱低头就烛，矻矻不休”，那景况正如人间邻女凑在一起做针线，又省灯油又解闷儿。只是李昼颇煞风景，大吼一声，惊得花飞蝶散，只剩下一片漆黑。

如果是丛冢，那么自然就是一个村落或集镇。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一“丛冢记续补”云：书生王企，夜过徐州，天色已晦，迷失道途。望远处灯火煌煌，乃往而求宿。既至，人烟丛聚如乡镇。王企借宿于老叟家，并问：“此地何名？”老叟曰：“丛乡也。此乃富公（弼）所建之乡也。”第二天王企告辞，走出数里，见一耕者，又问道：“此北去四五里，有人烟市邑处，何地也？”耕者曰：“此惟有丛冢，无市邑。”王企方悟昨夜乃宿于丛冢之中。王企已经在坟堆里住了一夜，竟然不知身在何处。可见到了夜间，丛冢不仅对于鬼魂，就是对于生人也同样化为村镇。类似的故事在历代都有不少，但终究让人觉得不妥，估计也就是时而为之、偶而遇之吧。

也是受这种观念的启发，过去的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政敌和造反者，除了置之于死地之外，还要把他们的祖坟挖开，把尸骨扬弃，如果觉得还不够，就把那坟址挖个大坑，灌满臭水，再扔进一些死猫烂狗。这样一来，那魂灵不仅是被扫地出门，而且是无处容身了。由此看来，把政敌诛灭九族还不足以让那些神文圣武的皇帝们满足，他们还能把发挥到极致的残忍继续下去，不仅让政敌断子绝孙，就是死去的祖宗也不能放过。

这里顺便提一下与“魂居于墓”的主流观念同时存在的另一种观念，即鬼魂居于“地府”。这个地府是以阎王爷衙门为中心的一个幽冥都会。乡间的田园情调是一丝也没有了，那里过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让人感到仿佛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刘宋刘义庆《幽明录》有一个故事，明显地带有佛教徒的倾向：巴北县的一个叫舒礼的民间巫师死了，被土地神押送到太山府君处。途经一片住宅，足有数千间房屋，“皆悬竹帘，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唱偈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这些死后过着“快乐不可言”的集体生活者，全是佛教的信徒，那位巫师则非其徒类，只能由牛头阿旁押着去过热刑了。这些“快乐不可言”的魂灵们就是吃饭念经、念经吃饭，至于其他的生活，则既然已经“男女异处”，肯定是没有什么家庭可言了。这便令人想到洪秀全男营女营的天朝制度，也未必仅是天父天兄的异教胡说，原来在中国民间早就有这种理想模式的。

但如果以为这冥间集体宿舍是从寺院的僧寮制度引进，却也未必然。唐人戴孚《广异记》有“钳耳含光”一条，言含光之妻死经半岁，他却于竺山寺大墩旁遇上妻子陆氏的亡魂。二人悲喜交集，丈夫问妻子死后的情况，妻子便让他北望，只见有一大城，正是陆氏死后所居。进城之后，“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二人分别之后，第二天含光又来看妻子了。不料还没有坐稳，一个穿绯衣的官吏，带着数十侍从闯进院中。陆氏忙叫含光钻入床下躲藏。少顷，便听外面喊叫“陆四娘”，陆氏赶快走到院中。这时院中一共是二十八名妇人，冥官便让手下把她们发髻解开，两两拴在一起，然后扔进烧得滚开的大锅里煮，一直煮到火灭，冥吏们方才离去。妇人们受刑之后，跌跌撞撞各回各屋。读者可以看出，这也同样是“集体宿舍”，但说得更准确些，还是应该叫作女牢吧。

所以，这种鬼魂集中居于地府的模式，其实是用中国的人间监狱对佛教地狱之说的诠释和改造。太山地狱太惨酷，在我的想象中，总是山谷或旷野中密如丛林般的小高炉，烧得满天赤红，遍地浓烟，而鬼卒们往炉子里不停地填塞着受罪的幽灵，空气中就弥漫着痛苦的大叫唤。所以看到这种集体宿舍，顿时感到还是加了不少人情味，但亡魂们并不自由，还要按时接受官府的“教育”，放到大锅里煮，正如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阿·托尔斯泰说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但这位陆氏夫人已经煮了半年一百多次却仍未洗净的罪孽，竟然只是因为死前忘记写一部许了愿的《金光明经》！这种走样入邪的圣教不信也罢。所以民众中仍然愿意让自己亡故的亲人居于墓中，尽管并不像一些故事中写的那么举族团圆，融融泄泄，而大多是凄冷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