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记（代后记）

一

到现在，我已经出了N本书。虽不能说著作等身，但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脚脖子了。

想当初，还处于因为在“纯文学”期刊（也就是韩寒所说的供作家们手淫的角落）上露个脸就兴奋得不行之际，还没有想过要出书。出书，那是多么神圣的事啊！我们的老祖宗教导过我们：“敬惜字纸。”过去是不许撕书擦屁屁的。据说，如果谁那样做了，到了阴间，就要罚他把那页粘了粑粑的纸吃下去……小时候我和人辩论的时候，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书上说的”，话如果印到了书上，那还能有错吗？能够出书的人，那能是一般人吗？

1999年我到北京出差，因为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在时事出版社工作的祝勇。他读了我的几篇文章，大惊失色，叹曰：呜呼怪才也！（据祝勇同志回忆，读过我的“大作”的当天晚上，他夜不能寐。祝勇夸张地说：“……仿佛使我受到棒喝，使我一连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甚至几次通过电话与友人分享阅读的巨大快感。”）遂问我，给你出本书，行不？

能不行吗？狂喜。我把2000年以前的几乎所有长一点的作品都放在这本书里，才勉强凑够一本书的厚度。书的内容也不统一，有历史人物，有文化随笔，也有纯文学类的散文。祝勇要在2000年1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把书印出来，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我业余时间全部用于选择文章，安排顺序，撰写目录提要……忙得心花怒放，然后就天天盼着见到书。不断地想，今天封面设计该出来了吧？今天该进印刷厂了吧？今天该装订了吧？真恨不得搬到印刷厂车间去住。

不到一个月，书出来了：《千年悖论》。虽然封面做得如同一本业余教材，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元，还是感觉很爽。二十八岁就出了一本书，真是有为青年！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我这样表达自己的惊喜：

上小学时，我的作文总是这样结尾：到了2000年，我们将……那时候，2000年仿佛是一个传说中的数字，永远不会到来。不提防在寻找生活位置的忙忙碌碌中，这个神话般的日子翩然降落，真让人一时有点措手不及。正好，在2000年立足未稳之际，我将几年来的散乱文字收成一本薄薄的书，算是对少年时无数空洞许诺的一个交代。

唯一不满意的是，书的封面设计得太失败了：明黄色，书名是红色宋体，腰封是“新生代挑战余秋雨”。封面上印着一把椅子，因为设计者认为，“论”者，坐着谈论之意也。祝勇的意思也许是想把它弄成一本畅销书，甚至是超级畅销书，期望它最好卖得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还要好，但是苦于他和时事出版社都没有做畅销书的经验，所以就弄成了这样一个怪异封面。

出第一本书的感觉是，出书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啊！

二

出第二本书，才知道出书的艰难。

那是2002年初的时候，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负责人项万和来电话，说他在《天涯》上看到我的几篇文章，想给我出几本书。

注意，是“几本”书！

项万和说，云南人民出版社有着强大的发行能力，吴思的《潜规则》在他们社已经发行到了十八万本。项万和说，我对你的东西充满信心，你写得比吴思好（吴思老师，这是项万和说的，和我无关）。我们准备把你手头的东西收拢收拢，连续推出你几本书，再配以适当的宣传炒作，一定会火！

乖乖，那还等什么？把我所有存货都打包给项老师发过去，并且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签了阶梯式版税的合同。项老师那边开始编稿，校对，商量着请吴思写序。为了证明他们社的实力，项老师还请我在北京和吴思老师一起吃了个饭，饭局上用随便提到的口气通知吴思老师：你的书又加了五万册，版税过几天就付。

这次可真得浮想联翩了。搞不好，我真要成为“知名作家”了。是不是有必要练练签名呢？至于版税，按项万和的推测，是可以买辆车了。买什么车呢？我得开始琢磨了。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可以给那些见面总问我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的人一个准确的答案了：明年年初。大家都说，出了记得给我留一本！

然而，预定出了N本之后，大事不好了。项老师后来告诉我，出版社审稿委员会“专家”不同意出版我的书。

那怎么办？辛辛苦苦编出来的稿子，不能就这样废了啊！怎么办？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找来自己平时喜欢读的几本书，查到编辑的名字，在2003年初把打印出来的书稿一份份发出去。也许这些伯乐正愁遇不到千里马呢！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民营出版机构”这么回事，寄出去的都是传统出版社。等了半年，寄出去的五份书稿有四份音讯皆无。只有上海的一个老编辑认真地回了信，称我的作品有一定基础，但尚未达到出版水平。他鼓励我继续努力下去，不要放弃，再写个十年八年，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