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

2006年7月，张宏杰成为渤海大学文学与文化所的一名老师。与其他老师不同的是，他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时间比较自由”。现在的工作状态让张宏杰很满意。“历史热”的兴起让很多业余历史写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环境和机会。

◎可以说，你是切身感受了“大众历史”从冷寂到炽热的变化。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末，我就开始写作历史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当时很难发表，后来被广泛关注的那篇《无处收留：吴三桂》，和它的名字一样，被各家文学类杂志拒之门外。三年之后，才被《钟山》当做中篇小说发了。

◎作为70后作家，你的作品却很少触及当下的生活场景，而是穿梭于历史之中寻找灵感。这在青年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为什么？

读者们对我的诧异集中在两点：一是年龄，二是职业。许多人都说，一直以为你至少是中年人。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学财经的我把笔伸向了历史。

他们的表情说明，历史是一个年深日久堆得下不去脚的旧仓库，缺乏耐心的年轻人和没有专用工具的非历史专业者应该被挡在门外。

确乎如此。上中学的时候，历史是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这门本来可以写得和教得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从头到尾罗列着重大事件的概述、意义、年份、地名。这些干巴巴的内容被用来做填鸭的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大部分学术著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常常使我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学问到了某些中国学者手里，就单调呆板，变成了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外国人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职称，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

因为如此，绝大部分读者眼中的历史面目可憎，或者是二十四史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并且佶屈聱牙。一提起历史，许多人都敬而远之。不过，我碰巧遇到了几本好书，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

在我高考的时候，财经是热门，所以报了自己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是在学校图书馆和大连市图书馆度过的。白云山路幽静山谷里那座巨大而优雅的米黄色建筑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大约1991年前后，我在那里读到了这样几本书：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这几本书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伟大的学者们讲述历史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样迷人，看看《草原帝国》的作者是怎样开始他的《序言》吧：“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化为废墟……”

还有《万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开头。这种散文式的叙述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这四年对我的写作关系重大。如果你机缘巧合，踏进了历史这座旧仓库，你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事实上，在我眼里，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

甚至，我要说，我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个活着的海洋，而不是一片干枯的标本；是一位性感的姑娘，而不是干瘪的老太婆。历史是戏剧，是诗，是音乐。

◎时下通俗历史著作风行，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何处？你所追崇的写作风格是怎样的？

有些读者称我的作品为“翻案文章”，称我的写作是“颠覆历史”。我想，他们不过是借用了这个熟悉的名词而已。事实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叙述方式过于泛滥，因此，一个稍稍正常的声音听起来也许就更引人注意一些。如果说“颠覆”，我想，我颠覆的是接近历史的心态。我接近历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时，并没有心怀恐惧，我坚信他们不过是“人”。

作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科书折磨的学生，我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我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快感。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讨好我的读者的过程。我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我写出有分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我写出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