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的化身：曾国藩（第3/6页）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练勇半年之后。曾国藩训练团勇，要求当地绿营兵一道会操。平时懒惰惯了的绿营兵受不了他严酷的训练方式，在军官的挑动下，聚众闹事，攻入曾国藩的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曾国藩狼狈逃命，才幸免一死。曾公馆和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事发之时，全城皆知，巡抚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才假惺惺地出面过问，事后，对肇事者未加任何惩处。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受此挫辱，刺激极大。一开始，他想上疏给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员弹劾一遍，出出胸中闷气。可是冷静下来一想，这样一做，以后在湖南办事更难。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他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争这一时闲气，而是从头开始，发愤振作，练成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给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员看看。

正是这一刺激，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心理能量。他离开长沙，移驻衡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一改协助地方官训练团勇的初衷而要建立一支自家的军队，和太平军一决雌雄。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如果没有这次受辱，也许他不会下那么大的心力去建立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这是他从挫折中得到的大智慧。他咬紧牙关，把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湘军因此而诞生，曾国藩的“中兴伟业”也即此起步。

曾国藩一生中的第二次大挫折发生在湘军刚刚成军的时候。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他耗尽心力，练成了这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他对这支队伍的组织、训练、装备、后勤，无不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力求万无一失。他非常重视首战的成败，认为这对士气人心将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成军之后，耐心等待战机，没有十分把握，决不出战。连咸丰皇帝屡次下诏催他出兵，他都以准备不充分为理由拒绝了。

谁知，精心准备的第一战竟是个彻底的败仗。

咸丰四年四月，湘军探知战略要地靖港和湘潭驻进部分太平军，人少力薄，而且毫无戒备。等待多时的曾国藩闻听大喜，决定拿他们开刀。于是兵分两路，他亲自带兵前往靖港。哪知大军开进靖港，遇到的却是浩浩荡荡的太平军伏兵。湘军上当了。未经战阵的湘军一下乱了阵脚，纷纷溃逃。曾国藩把军旗插在身边，自己持剑立在旗下，大呼“过旗者斩”，可是他砍翻几个，余者仍然绕旗狂奔。兵败如山倒，眼看太平军杀了过来，卫兵把他拉上了座船，仓皇逃命。

曾国藩呆坐在船内，五内俱焚。自己惨淡经营了一年多的湘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想想自己在皇帝面前许下的豪言壮语，想想湖南官员将如何用嘲笑来迎接他，他无地自容，一急之下，投江自杀。幸亏周围人拼命打捞，才免于一死。

曾国藩败走长沙，原本就等着看他笑话的大小官员此刻来了精神。他们下令关闭长沙城门，不让曾国藩及湘军一人入城。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救了曾国藩。原来另一支湘军在湘潭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个胜仗奠定了湘军的地位，也掩盖了靖港的惨败。

经过这一番大惊大险大喜大惧，曾国藩痛定思痛，开始了著名的“长沙整军”。他认为，靖港初战失利的原因是赏罚不明，良莠不分，没有在军内树立起不怕死的精神。对于在初战中一触即溃的队伍，他无条件裁撤，自己的胞弟曾国葆一军首先被解散。对于那些不怕死的部队，则大量增员，表现勇敢者，大力提拔。此次整军，极大地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确立了“扎硬寨，打死仗”的湘军作风，为以后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湘军以后的节节胜利，正是从靖港惨败中来的。

曾氏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挫辱发生在领兵征战三年之后。如前所述，曾国藩刚正严厉的作风、正人君子的气质和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与此同时，朝廷认为，一个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非国家之福，对他不敢放手使用。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没有个正式的名分，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由于他没有明确的职权，又拒绝和地方官同流合污，虽然为保卫疆土辗转各省，却处处受排挤刁难。几万大军的军饷地方上一直拒绝供应，左支右借，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几万大军常常饿着肚子打仗。最让他心寒的是有的地方官竟以军饷为诱饵，引诱他的部下到必死之地去打仗。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毕金科因此阵亡。他为毕金科写的悼文中有这样的词句：“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从诟。”正是刻画了那几年湘军的艰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