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李鸿章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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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出国参加媾和会议之前，清军又失掉牛庄和田庄台。牛庄由素以保持曾国藩传统而自豪的魏光焘、李光久等大将率领的湘军把守。日军的第三、第五师团猛烈攻击，牛庄于3月4日陷落。

湖南巡抚吴大瀓当时在田庄台，牛庄一丢，便趁夜逃往石山站去了。

3月7日营口失陷。

3月9日田庄台失陷。

吴大瀓是金石家，但他不满足于文官、学者的名声，居然想当将军，威震四海。

他要亲自率兵同日军对阵作战，终于得到恩准。他的志愿应当说是豪壮的，然而，战争可不像研究古代文字那么随心所欲。

吴大瀓在山海关向日军发出劝降书。因为是文人，劝降书写得相当高明。可能他长年累月地凝视古代文字，眼睛昏花，以致看不清现实了吧。

他之所以志愿从军，原来是因为他得到了一颗“度辽将军”的汉印。

度辽将军是西汉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设置的官职。它不像骠骑将军或车骑将军那样，属于常设的将军职，而是一种临时封赏的将军称号，如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被封为“伏波将军”。他们二人曾跨海远征南越和交趾（北越），所以选了“伏波”这么个名号封赏。至于“度辽”，则是渡过辽河，征讨乌桓之意。元凤三年范明友曾获得此封号。到了东汉，变为与地名无关的专事征讨匈奴的将军名，永平八年（65年）吴棠被封为此职。

吴大瀓是古代印章收藏家。苏州人徐翰卿把这颗印送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是万里封侯的前兆”。

这时，正好同日本开战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留名青史的绝好机会”。

不限于中国，各国都有些研究国学、被该国传统深深吸引的学者。他们往往会有一些极其狂热的言论和行动。吴大瀓就在这种情况下投笔从戎了。

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介笔墨文人。十五年前，他担任过吉林防务监军之职，也直接参与过建设兵工厂、修筑炮台、训练军队。他对这段经历过于自信了。

他在劝降书中说：“日军三战三败之后，本大臣犹有七纵七擒之计。”

不愧是国学家，引用了《国语》中“三战三北”和《三国志》中“七纵七擒”的典故。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同日军战斗到底，但说法未免太狂妄、太陈腐了。中国人也把这篇劝降书作为笑料。

在现实中，彻底吃败仗的是吴大瀓。

当过驻日使馆参赞、为日本人所熟知的诗人黄遵宪，愤慨于吴大瀓的败走，写了一首长诗《度辽将军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弃冠脱剑无人惜，

只幸腰间印未失。

据说，这颗古印是当时住在上海的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伪造的。

牛庄、营口、田庄台失陷后，战局暂时告一段落。下一个战役将是从山海关指向北京，不过，那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各战线暂时都呈现出胶着、休战状态。

李鸿章在媾和谈判之前提出了“休战”的要求。惧怕列强干涉，希望尽快收场的陆奥认为，这不过是追认现状罢了，不如爽快地应承，做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但是，休战必须尊重军部的意向。由于连战告捷，军部一定会坚决反对休战。为使军部能够接受，就得给它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3月21日，第二次会谈中，伊藤博文提出休战条件：

一、把大沽、天津、山海关让与日军。

二、该地清军解除武装，交出军需品。

三、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交日军控制。

四、停战中军费由中方负担。

这些条件无疑是在首都北京的咽喉处插上一把匕首。日本军部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由于兵力和战费不足，至今还无法实现。不流一滴血便得偿夙愿，军部当然会满意，不会有任何异议。

使日本军部满意的条件，对于清廷来说，就是极其苛刻的条件。

李鸿章满以为依据现状附加上一条休战条款就行了，不禁被这个苛刻的条件弄得瞠目结舌。

“太苛刻了，过于苛刻……超出想象的苛刻方案……”

看了摊在桌上的日方条件译文，李鸿章嘴唇颤动，他的身躯突然变小了。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属于高身材，有一米七几。他能当上淮军领袖，恐怕也沾了高大的光。比起其貌不扬的曾国藩来，他在体格方面占了便宜。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