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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

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操六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寿太郎公使）。而陆奥（宗光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叙述。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部署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根据新闻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凡涉及当前军队行动以及军事机密、军事战略相关事宜，报纸、杂志禁止登载。

陆军大臣伯爵 大山岩

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七日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大山岩一样，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了同一条消息：

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

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首相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

“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作为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

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之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

实际上，他的训令正相反，果断措施远比和平手段受重视。从当时在座的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陆奥外相的训令就差没说出：一定要执行开战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