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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县黄承暄、上海道台聂缉椝，静等着李鸿章的指示。

“朝鲜总算解决了一个难题。”李鸿章看了来自上海的电文后说道。

李鸿章发给聂缉椝的电稿至今尚存，内容是：

金系在韩谋叛首犯，来华正难处置，今被韩人在租界刺杀，罪有应得，可置勿论。外人如有饶舌，宜直告之。

朝鲜正式用“韩”这一国号，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但作为通称，这时已经使用。特别在电文上，两字不如一字简练。

次日，李鸿章又给上海打来电报。

这封电报说，朝鲜官员中与金玉均私通书信者大有人在，一旦被发觉，很多人将被捕入狱，所以，检查金玉均所有行装物品，烧掉一切信函。

在政局不安定的国家，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乃至生命，是极其困难的。万一金玉均凭借日本的力量，推翻了闵氏政权，那时候政府要人就将无一幸免于难，岂止解职而已。“甲申政变”时，金玉均果断地杀死了那么多政府要人，下一次必将更加大刀阔斧。为了将来免遭灾难，事先给金玉均寄上密函——“目前身居要职，实属不得已。其实，关于我国之将来，我与足下有一样看法。足下大志之实现，为时不远，望多隐忍自重。”的确是保身之法。

对于金玉均来说，寄来密函者均为秘密同志，他当然不会公开那些密函。金玉均不是不明白高官们的两面派手法，但将来在本国起事时，这些同他有密函来往的人起码不能拼命地妨碍，不完全是同志，但也不是顽强的敌人，金玉均当然就不会太亏待他们。

朝鲜现政权的要员偷偷给金玉均写密信，作为万一之时的护身符的，不在少数。可是，密信不被公开，是以金玉均健在为前提，如今他在上海被暗杀，情况可就不同了。如果他的遗体和所有遗物被送回朝鲜，从中露出现职高官的密信，后果将怎样呢？肯定要像李鸿章的电报所估计的那样，发生一次“大狱”。

朝鲜政府来电，向清政府要求引渡金玉均的遗体和一切物品。与此同时，袁世凯把可能发生大狱的内幕悄悄地报告了李鸿章。

朝鲜国王之父大院君当然是反闵妃派，很可能与金玉均有联系，假如大院君再次卷入政治混乱之中，事情可就麻烦了。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密报以后，马上命令上海道台把金玉均的所有函件烧毁。

依据朝鲜政府的要求，金玉均遗体被送回朝鲜，而所有信函都给烧掉了。从当时的电稿和其他资料来看，是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的。

值得注意的是和田延次郎在谈话中提到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动向。他气愤地说这是“不可理解的态度”。日本总领事馆曾向轮船公司施加最大压力，禁止把棺材运回日本。和田本人也受到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劝阻，当他质问时，领事馆人员并没说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至少在金玉均被暗杀一案的处置上，许多人推测，李鸿章同日本的井上馨可能有某种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这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过，双方的观点和想法并不一致。

李鸿章是为了强调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为了向朝鲜政府施加影响，要用事实显示一下力量。如果金玉均的遗体被送往日本，人们就会说：“你瞧，清政府总说朝鲜是它的属国，可属国的叛逆在中国的土地上被暗杀了，反倒把遗体引渡给日本，太软弱无能了。”那样的话，中国的威望免不了要降低。所以，无论如何要满足朝鲜的请求，把遗体送回朝鲜。

而日本方面，井上馨也许比李鸿章棋高一着。他从各种情报得知，日本的军备确实超过中国了。由于修建万寿山，中国海军的预算大部分被挪用，近十年来停滞不前。与之相反，日本在这十年中增强了军备。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设想：日本脱离亚洲，成为列强之一，同列强肩并肩地在亚洲扩张利权。这种想法，已浸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

在“甲申政变”中，我们不得不含泪而退，而今，一定要讨还这笔债！——对外强硬的论调高涨起来，准备进行一次以中国为对象的战争。日本所等待的，只是战争的“时机”。更具体地说，对华战争就是同中国争夺在朝鲜的霸权，把朝鲜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日本已经实行了国民皆兵制，从一切阶层中征兵。眼下需要的是鼓舞士气。把金玉均的遗体郑重地弄回日本，对于煽起敌忾之心很不适宜。

金玉均是日本的负担，一直遭到冷遇，日本巴不得他死去，只是在日本被杀，外交上不好交代。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以亲清为国策的朝鲜现政府的叛逆，是该杀之人。尽管日本政府对他冷淡，但在民间却颇受欢迎，人们把他当亲日派对待。中国唯恐金玉均有朝一日组织起亲日内阁，因而也盼望他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