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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政府想把防谷令问题的谈判移到东京，不仅是为了回避大石公使，也是因为东学党在各地兴起，治安急遽恶化。

防谷令问题使朝鲜国内充满了“日本可畏”的空气。

在朝鲜，商人的地位极低，而日本政府居然为商人的利益争辩，挥舞拳头，真意何在呢？

一般朝鲜人对日本抱着恐惧感，而宫廷的恐惧感或许更甚。庶民没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宫廷的人却有很多害怕会失去的东西。

朝鲜国王及闵妃族人似乎看见，日本这样一个恐怖对象的背后有金玉均活动着。他杀死了许多闵氏族人，逃到日本去了，这是闵妃一族念念不忘的。

他们的“日本恐惧症”，有时候也变成“金玉均恐惧症”。

“逮捕金玉均，将他引渡给朝鲜。”朝鲜政府通过全权公使和穆麟德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日本政府不愿把自己利用过的人物送进死地，同时也不能给以极为明显的保护，那会伤害朝鲜宫廷的感情，结果，金玉均被弃之不理了。

金玉均的遭遇很坎坷，他改名叫岩田周作，实际上是在日本政府的拘押之下。解除这种拘押是在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以后。

日本拒绝引渡，朝鲜政府便偷偷派出刺客，要刺杀金玉均。

从朝鲜派来的刺客是池运永和张殷奎等人。然而，金玉均身边有刚勇无双的郑兰教和柳赫鲁等人护卫。柳赫鲁觉得靠近金玉均的池运永可疑，在他的住处搜出朝鲜国王的暗杀诏书、武器、毒药等，成功地防范了一次暗杀。

虽然暗杀失败了，但朝鲜宫廷绝没有放弃消灭金玉均的企图，当金玉均被解除了拘押时，朝鲜宫廷再次派出刺客。这是比池运永等人强得多的刺客。

刺客的名字叫李逸植，本名叫李世植。

池运永是内署主事，由于他的过失，使暗杀诏书被盗，他被抓进日本监狱，后来遣送回国。他不是个出色的刺客。

与之相比，李逸植确实是高明的刺客。他带着权东寿、权在寿兄弟两人，潜入东京，接近金玉均。

因为有池运永、张殷奎的前车之鉴，金玉均警惕性很高。不管用什么理由，凡是接近他的人，开始时都要受到怀疑，李逸植戴着忧国之士的假面具来靠拢，金玉均并不完全信任他。

然而，金玉均是个交际甚广的人，对于前来接近他的人，决不拒绝。“也许是刺客，也许是同志，也许是将来能变成同志的人，不必回避他们。”金玉均对为他担心的人们说。

一起亡命日本的朴泳孝，与金玉均不但在政治上意见分歧，个人感情上也不融洽。金玉均死后，朴泳孝回忆道：

金玉均的长处是善于交游，巧于文字，谈话有术，诗文书画无一不能，短处是忘恩负义，缺少谋略。

——摘自李光洙《与朴泳孝相遇的故事》

朴泳孝意识到对死者的礼貌，在赞誉之中还夹杂了一句“忘恩负义”的批评。究竟是指对朴泳孝忘恩负义，还是指亡命中的女性关系呢？对于朝鲜人来说，“忘恩负义”是最严厉的批判了，至于“缺少谋略”一语，则是一半儿批判，一半儿赞扬。

对立面的朴泳孝承认金玉均的长处是“交游”，可见他是一个多么善于交际的人，然而在交游这个长处的背后，却潜藏着“无谋略”的短处。明明知道那是个需要戒备的人，可他却缺少警惕的谋略。

金玉均虽善于交游，但极其肤浅。亡命九年，他受过很多人的援助，如玄洋社派系的人、犬养毅、尾崎行雄、福泽谕吉等，还有朝吹英二那样的实业家，对他也伸出过经济援助之手。

在野人士，痛恨日本政府对金玉均太冷淡，认为从日本国家利益来说，金玉均仍是个可以利用的人。日本的在野民权论者对外是些极端排他的国益论者，大石正巳就是个最好的例证。但有些人认为可以把金玉均当作日本的一个棋子，或许可用。还有一些人一直跟他打交道，不能立即撒手不管。例如，福泽谕吉等人在思想上已经进入脱亚论时期，认为与列强为伍，侵略朝鲜是正确的。要把朝鲜置于日本的势力之下，老实说，像金玉均这类人，倒很碍事。金玉均之所以靠近日本，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自主，脱离清廷的束缚。一旦日本取代清政府统治朝鲜，可以想见，抵抗最激烈的将是主张独立自主的金玉均。

武装政变失败后，金玉均逃到仁川，登上日本“千岁号”，竹添公使想答应朝鲜政府代表穆麟德的要求，命他下船。倘若下船，就一定会遭到惨杀，金玉均一行已准备自尽。幸亏“千岁号”船长侠义，拯救了他们。船长是民间人士，公使是政府官员，到了这时，金玉均再也不会信任日本政府了。他的政治嗅觉是发达的，一定能察知日本民间的国益膨胀主义者是想利用他才来接近的，他之所以不斥退他们，是因为经济穷困和人力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