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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等人曾久居中国，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东亚人心理上的微妙之处。他们仍未掌握。

李鸿章的怒气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在儒教体制下，教育方面的职位绝不是什么闲职，而是要职。一个必须惩办的人反而担任要职，这大大地损害了清廷的体面。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十九日，袁世凯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朴定阳受职之事，文中以“任要秩显”四个字形容朴定阳的新职务。

袁世凯要求朝鲜政府说明此事，回答是“不过循例而授，并非别有意见”。

袁世凯不答应，要会见国王。国王以患病为由，不予接见。患病的不只是国王，当事人朴定阳也称病闭门不出，连赵太妃也病了。太妃生病，国王更有了借口。但是，长此下去，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国王接见了袁世凯。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殿下听说了吗？”见面时，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听说过。”朝鲜国王李熙答道，“朴定阳没有按规矩办事，这很不好。我也觉得非常遗憾。不过，非惩处不可吗？”

“那三项附带条件是殿下批准的，非常明确，可朴定阳到达华盛顿后根本没打算执行。我为此多次交涉、敦促，迄今已过两年，仍不见解决。殿下也曾说过：待朴定阳归国后，一定给予处分。可是，朴定阳已经被授予都承旨品级，就任副提学要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授予他都承旨品级，只是按照序列而已，绝不是提升。”

“他是有罪之身，为什么还要授官？关于此事，我数次函请殿下注意，难道没看过？”

“都已读过。关于此事，请阁下多多周旋，不要过分追究，拜托！”

“不追究事情就完不了！殿下究竟抱什么态度，请明确表示一下。”

袁世凯穷追不舍，弄得国王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袁世凯正了正身子，郑重地提议：“像这么通过翻译，可能会产生误译或误解，最好以笔代言，以求准确。”

“也好，那么就……”

国王命令身边宦官取来纸笔。宦官退下不久，从屏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宦官。

“启奏陛下——”

“什么事？”国王问。

“诸位大臣说，朴使（定阳）问题不宜落在纸上。”

显然，是屏风后面的大臣们派他禀奏的。

“关于处分问题，今后将进行讨论，不应留下书面凭证。”屏风后面，数人齐声说道。袁世凯在朝鲜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能听懂简单的朝鲜语。

“王沉吟久之。”——袁世凯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李鸿章。

“有这么多人听着，用不着笔谈吧。”国王无可奈何地说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确答复。我不能回去！笔谈又有何妨？不是一样吗？”

国王只好命人取过笔纸，但他让闵泳韶代笔，可能是提防万一。

国王在笔谈中躲躲闪闪，避过袁世凯的锋芒。尽管是这样毫无内容的笔谈，袁世凯虽再三要求，连一份抄件也没得到。可见，朝鲜政府多么谨慎。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强夺笔谈原本，应该说是学会了控制自己。若在几年前，他早就一把夺过来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鸿章的劝告起了作用。袁世凯在朝鲜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恶评。每逢有事，表示朝鲜是清之属国时，必然由袁世凯出面，这是他的任务。恶评越多越说明他在认真地执行任务，不过，由于年轻任性，做得过火之处也颇为不少。

汉城的外交官集会，袁世凯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绍仪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绝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对等关系，他的官名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词地用了个“交涉”，为的就是强调清廷的特殊立场。所以，袁世凯从来不与外国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显示不与他们同伍。

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权限呢？各国公使开会，他只派翻译出席，自己从来不与别国外交官采取同一行动，并任意出入朝鲜宫廷。他是普通的办事大臣，还是钦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对此，美国驻中国公使接到本国训令，向清政府提出质问。

李鸿章的答复是：“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派到那里去的袁世凯，既可与朝鲜政府直接交涉，又有与各国公使同等之权力。是否出席会议，由他判断决定。贵国质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鸿章为袁世凯声援助威，但因为恶名太大，所以又叮嘱他“切莫操之过度”。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不过，在朝鲜一方看来，袁世凯为了三项附带条件紧紧诘问国王，显得过于执拗了。在朝鲜，处罚高官，需要在国王面前进行讯问。朴定阳因病不能前去，因而不受处罚。显然他的“病”是政治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