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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朝鲜停留十几日，这期间他写了一篇《摘奸论》，交给李熙。

这是揭发奸党的文章。“奸”，主要指俄国，具体是指在朝鲜、俄国之间上蹿下跳的穆麟德。

在短暂的停留中，袁世凯向值得信任的金允植剖析了国际形势和俄国的不足信赖，劝告他少接近穆麟德和韦贝，小心俄国的阴谋。他把劝说金允植的话写成文章，就是《摘奸论》。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把《摘奸论》递交朝鲜国王，是九月七日。其内容也向政府高级官员公开了，据说，读了它，“王及王妃均惊悟”。

次日，国王召见袁世凯，长时间笔谈。

“俄国一向以最小劳力换取最大效果，派遣军事教官一事，更须戒备，它会由此抓住朝鲜兵权，乘隙而入。俄国物色不冻港，只有在朝鲜，它怎能不生出觊觎之念？”袁世凯反复论说。面对面的笔谈要比《摘奸论》更具体、切实。他把穆麟德的策略批得体无完肤。

“用这样的人，国家也会被他盗走的！”穆麟德被清廷解职以后，朝鲜政府雇用为“典圆局差使”。现在，国王决定给三个月的薪金作为退职金，将他解雇。

失业后的穆麟德造访袁世凯。

“有没有什么工作？”

此事，《容庵弟子记》中也有记述。如果是事实，那么穆麟德的脸皮可够厚的了。他也许是假借找工作，探听清廷方面的虚实。

袁世凯完成任务，九月十八日回到天津，立刻向李鸿章做了汇报。

李鸿章边听边点头，没有插言，可见袁世凯的汇报很得要领。听完之后，李鸿章说道：“公署太软弱喽！……”

袁世凯对于驻朝鲜公署只字未提，当李鸿章提及时，才答了一声“是”。

陈树棠似乎没有魄力，但也没有特别可指摘的缺点，只是缺少威严罢了。

“需要改组！”李鸿章捋着胡须说道。

“名称也需要改。”

“‘商务公署’这个名称也太软弱！”

“这只能被人当作领事馆。”

“有人提出让徐承祖兼任。”李鸿章平淡地说。

徐承祖是驻日公使，就是说，让驻日公使兼任驻朝鲜公署首长。

“这可不妥。”袁世凯说道。

“我也反对。”李鸿章不假思索地说。

他想说：朝鲜已成为国际政局的一大焦点。中、日两国之外，近两年来英、美、德、俄、意等国分别同朝鲜缔结了条约。听说法国也在进行活动，俄国任命了驻朝鲜公使。外国已开始重视朝鲜，而清廷却让驻日公使去兼任，确实不妥当。

“这是井上的意见吗？”袁世凯问道。

驻日公使徐承祖在半年前同日本外务相井上馨面谈，井上对徐说：“希望贵国改派更有决断能力者做驻在朝鲜的负责人。委任以后，请他来访日本，不但可以受到阁下的有益教导，还可以同我国有关方面会晤，交换意见，今后同我国驻朝鲜公使和睦相处。”

徐承祖把会谈内容详细地报告了李鸿章。此事，袁世凯早就从叔父袁保龄那里听过。凡是有关朝鲜的事，袁世凯确信自己比谁都“通”。

李鸿章的眼睛闪了一下：他怎么知道？李鸿章马上就想起自己曾把徐承祖的报告给袁保龄看过，而袁保龄总是把朝鲜的任何事情都告诉给侄儿，因为袁世凯要以通晓朝鲜为政治资本。其实，李鸿章也估计到这些消息都会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

“哈哈哈——”李鸿章笑了，“外国政客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我们有害……让陈总办去做，确实有困难。”

担任总办之职的陈树棠过于慎重。“谨厚有余，才智不足”，这是井上对陈的评价，李鸿章也同意。

这一年（1885年），清政府向外派出公使的有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西班牙、秘鲁、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十二个国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兼任英、俄两国公使，七月间同刘瑞芬交接，刘也兼任英、俄两国公使。许景澄兼任德、法、意、奥、荷、比六国公使，张荫桓横跨大西洋兼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公使。

清政府虽与十二国互换公使，但实际只派出公使四人。四人之中，专任的只有日本的徐承祖，所以徐承祖向李鸿章提出他兼任朝鲜公使，并不奇怪。

“是啊，应当找一个更果断的人。”袁世凯道。

“让徐承祖专注于日本吧，朝鲜那里派一个特别有决断能力的优秀人物去，已经定下来了。”

“是我吧？”

“哈哈哈，你真是恬不知耻……”李鸿章边笑边说。

“一定不辜负中堂瞩望。”袁世凯立刻郑重地说道。

“吴大瀓学识渊博，但称不上奇才。”李鸿章的谈话似乎不着边际，但这里有他的一贯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