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还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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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自归国到任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止，一直以无任所公使的待遇闲居。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是他的大失策，所以他从不谈论。

竹添是幕府末期三大文人之一木下韡村的得意门生，据说十八九岁时就代师讲课，是当时第一流的汉文高手。幕府末期，他出仕熊本藩。该藩的“万里号”轮船损坏，需要到中国上海修复，但当时日本闭关锁国，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能正式出洋。竹添出主意，装作遇难，漂流到上海。他被派往上海，是因为能流畅地书写汉文。

“万里号”在上海浦东船坞维修时，竹添曾写了一首汉诗：

浦东维缆落潮时，

来往帆樯如织丝。

舟子无眠夜相警，

缘江辫发半偷儿。

太平天国战争刚刚平息，上海正处于穷困之中，人心惶惶。“辫发”指中国人，意思是说有一半儿人是盗贼，夜间不得不防范。

其后，竹添或作为汉学者，或作为政府官员，数次到过中国，看到落潮时的中国，那种“半偷儿”的观念似乎是无法从头脑中抹掉的。

竹添的门生松崎鹤雄写过一篇《竹添井井翁轶事》，有如下一节：

先生任朝鲜公使失败，辞去现职，后为无任所公使，长时间闭居在家。此事曾有所闻，唯不知其失败究竟，余尝问及先生，先生答曰：“吾实不明，但被袁世凯所败。”仅此一语，不做任何辩解。余深感先生态度之坦荡，以后不复问。

竹添只说“被袁世凯所败”，其实，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他过于贪功。那年，竹添四十四岁，袁世凯只不过二十六岁。

某些史家责难竹添，说他完全没有考虑在朝鲜的中、日两国军队的兵力差别。竹添之所以不把兵力差别放在眼里，是因为他想抓住中法战争这一机会，更何况他从来就有“缘江辫发半偷儿”的蔑视，自然要过低估计清朝兵力。

其后数年，竹添对朝鲜事件的沉默，恐怕与金玉均在日本的厄运有关。金玉均等人那么信赖日本，而日本竟没有彻底保护他们。当朝鲜政府要求引渡金玉均时，日本政府为难万状，一会儿把他移到小笠原的父岛，一会儿把他移到北海道的札幌。金玉均后来终被刺客诱走，在上海殒命。

袁世凯也绝非一帆风顺，他从朝鲜宫廷清除了亲日势力，得意扬扬，但逃不脱清军内部的人事倾轧。提督吴兆有比袁世凯资深年高，在这次平乱中却被袁世凯掌握了主导权，他只有听命而已。他心想：这个黄口小儿……

如果袁世凯为人谦逊，或许能避免正面冲突。但是，他极不谦逊。年轻气盛，平素已是傲气凌人，平乱有功，就更加目中无人了。

叔父袁保龄每次写信都教导他：“要谦虚、自制。”同时写信给吴兆有：“袁世凯年幼无知，或惹仁弟不快，请勿介意，善为照拂……”

被金玉均杀害的亲清派人物同袁世凯情深意厚，他觉得应当给遗族以抚恤，便下令从军饷中支付。

军饷只限用于驻防军的直接开销，即粮食、武器弹药的补充等。用来抚恤他国要人的遗族，是不妥当的。吴兆有将此事报告李鸿章。

袁世凯没有别的财源，只有先挪用，以后再“做正开销”。

然而没等他上报申请，吴兆有便揭发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发后就构成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罪名。李鸿章下令：“所借钱款，着由个人偿还。”

袁世凯只好拿出私人财产。正当趾高气扬之时，这件事给他当头一棒。

“这就是过分逞能逞强的结果”，袁世凯自己得出结论。他终于明白了。袁保龄也在信中批评他：“你此次在朝鲜的功绩，举世瞩目，竟为吴某所算，乃‘阔’字之病。”

所谓“阔”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说警惕性不高。

“甲申政变”之后，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敌方、我方一齐攻击他。吴兆有的暗算不过是挑错整人，还不为重，而敌人的箭矢来势凶猛，并涂满毒药。

日本方面强调，这次两国冲突的责任在清军指挥者身上。

“壬午军乱”时，日本人死了十几人；而“甲申政变”中，矶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发动这场政变死了这么多人，责任重大，于是使劲儿往袁世凯身上推。

竹添后来对自己的门生总保持沉默，但在回国之初，却向日本朝野人士辩驳，说：“此次诸事，皆因袁世凯不善。”

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大臣井上馨为赴朝特命全权大使，同朝鲜政府开始交涉。朝鲜方面的全权代表为金宏集。

次年（1885年）1月9日，日、朝两国之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朝鲜国修国书致日本国，表明谢意。